清代后期汉族诞育风俗
清代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特别是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革命党人对新思想的宣传和对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清代的人生利益制度与规范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就决定了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人生礼仪风俗，必然出现新旧杂陈、趋时渐变的时代风貌。特别是汉族社会下层民众的婚丧习尚，出现了许多变化，如婚娶中的文明婚礼，丧仪中的追悼会等新仪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与融化了西方文化的因子，而呈现出趋时、渐变、求新的时风意向。
诞育风俗
１祈子和怀孕
清代后期，在婚礼上有许多祈子习俗，如新娘进门时，以布袋铺地，辗转更换，令步其上，谓之传袋，以讨传代之彩。在湖南民间，仍然保存着比较原始的“麒麟送子”仪式。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清代的湖南长沙就有这种习俗，大体情形是：每当耍龙灯的到主家时，主家送过礼物，人们就将龙围绕不孕妇女舞一圈，然后将龙身缩短，上边骑一小孩，在堂前绕行一周，就算是麒麟送子。清人有诗曰：
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
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
在清代后期，民间为了求得子嗣，还有不惜以鞭笞新妇为代价的。这种习俗在福建闽侯叫“拍喜”。即于元宵之夜，亲邻持竹杖觅未受胎之新妇打之，谓之拍喜。此俗将妇女不孕认作是身上有邪祟作怪，以为只有鞭笞棒打、驱除邪祟，才能怀孕得子，反映出清代汉族社会风俗愚昧落后的一面。
还流行着过一种叫“转胎”的习俗。其主要方法是让怀孕妇女佩戴某种物品，或实行某种法术，从而转换所怀胎儿的性别。如江苏青浦黄渡镇习俗：“夫人怀孕，倘将雄黄精佩在身畔，云可转女为男”；“夫人怀孕未满三月，着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详观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见，必生男。”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６～１１７页。此外，还有更加简易便捷的转胎法，如欲生男孩者，令孕妇多看男娃娃的画像，多接触男孩，多吃公鸡及雄性动物的肉等等。
２产子和洗三
产妇临盆时，各地也有一系列的禁忌，如安徽产妇临盆时，戒随意乱泼盆中污水，恐污及送生娘娘，招来灾祸。婴儿降生时，其胎盘的处理，在浙江东部山区，要以陶钵盛之，上覆肥泥，再栽一丛葱，谓长生葱，以示长生聪明。周耀明：《东阳风俗志》１９８４年铅印本。
洗三的仪俗中国南北都有。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小儿生后三日，名为洗三。是日必招收生婆到家，酒食优待，然后由本家将神纸（俗称娘娘码儿）并床公、床母之象，供于桌，供品用毛边缸炉（北京点心名）五盘。由收生婆烧香焚神纸，毕，将火或煮之槐条水倾入盆内，旁置凉水一碗及两盘：一盘胰子、碱、胭脂、粉、茶叶、白糖、青布尖儿、白布数尺、秤权、剪子、锁、镜等物：一盘盛鸡子、花生、栗子、枣、桂圆、荔枝等物，均用红色染过。诸亲友齐集床前，将各样果子，投数枚于盆内，再家冷水两匙，铜元数十枚，名为添盆。添毕，由收生婆洗小儿。洗罢，将小儿脐带盘于肚上，敷以烧过之明矾末，用棉花捆好。所有食物，全由收生婆携去。”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京兆》，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页。
作家凌力曾对清代后期的“洗三”作过生动的描述：
收洗婆婆一进门，先有一顿酒食招待，然后挂起娘娘码儿、床公床母码儿（神像的俗称），供上五盘毛边缸炉烧饼。收洗婆婆烧香祝拜后，超要围盆红不、挑脐银簪，把熬好蒲艾水倒在洗盆内，旁置凉水一碗，大茶盘两个。一盘盛胰子、碱、胭脂、粉、花儿朵儿、茶叶白糖、青布尖儿、白布头儿、升儿斗儿、锁头秤砣、棒槌、梳子篦子镜子、金银锞子，一盘盛红鸡蛋、花生、栗子、枣、桂圆、荔枝、喜果以及葱、姜、香蜡等。此时诸亲友齐一集床前，收洗婆婆把孩子抱起，请众人添盆……添凉水，她说：“聪明伶俐长流水”……干果，她说：“枣儿栗子，连生贵子。枝元桂圆，连中三元”……添金银，她说：“金满箱银满箱，来年中个状元郎。”随后她拿棒槌搅合得水温合适，边搅边说：“一搅二搅连三搅，各个带着弟弟跑……”打开包把孩子顺着五往盆里放，撩水上身，孩子必哭，名为“响盆”，是好兆头。姥姥口说手收，一刻不停：“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说话免丢丑；三梳子，两拢子，长大戴个红顶子……”用艾球炙孩子脑顶脑门，在脐带处敷上烧过的明矾末，将孩子报襁褓中，拿葱往身上打三下后扔上房顶：“一打聪明，三打伶俐，三打邪魔。”拿锁头三比：“头紧、脚紧、手紧。”拿秤砣一比：“秤砣个儿小压千斤。”拿镜子一晃：“照照腚，白天拉屎黑下净。”将孩子托在茶盘上：“左掖金，右掖银，使不料，赏下人。”将花朵往供炉上一插：“桃杏玫瑰晚香玉，栀子花儿茉莉花儿，花瘢豆疹，稀稀拉拉。”盆内盘内所有食品银物都归姥姥所有。她收敛齐全，最后把床公床母码儿当院一烧，祝告说：“床公床母本姓李，孩子大人交给你，多送儿，少送女。送走床神，洗三完成，收洗姥姥这才讨赏要钱。”凌力：《生死?饮食?男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１４页。
３寄名神佛和认干亲
清代后期，民间缺医少药，婴儿的死亡率高。故民间恐育儿不大，遂有寄名神佛之俗。徐珂《清稗类钞?风俗》曰：“惧儿夭殇，……且有寄名于神鬼如观音大士、文昌帝君、城隍土地”，“或即寄名于僧尼，而亦皆称之曰干亲家。”在江南地处区，这种寄名关系的结束要到小儿长大成人后的成婚那天，仪式是将原先寄名时留于寺庙的“过寄袋”取回，俗谓“拔袋”。举行过这些仪式后，寄名关系才告结束。
清代汉族民间还普遍流行小孩认干亲风俗。认干亲风俗流行的原因据近人钟毓龙《说杭州?说风俗》的分析，主要有三：“一因两家交情深密，更以儿女承寄，作为干亲家，多一重亲谊；一因子女之八字不能永年，宜出寄于属某肖之人，方能解免；一因子女之八字冲克父母，出寄所以远之也。此皆算命先生之言，而承寄者亦以此二项为多。”钟毓龙：《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９２页。
承寄之方法，在南方，由出寄者之父母，备具王母寿星神马，并素菜十碗，前往受寄之家斋供，本生父母率领之，外加糕、桃、烛、面、鞋袜、鞋舄等，以献干父母；又准备盛筵一席并香楮等，前往祭干父母之祖先。干父母对于所寄之子女，一为代取名字，俾从自姓，列于子女之排行；二为送见面礼；三为用金银恩锁片等物，置于所取名字之纸上而送之，名曰压帖；四为衣帽鞋袜等，而其中必有包袱、领巾、肚兜三项，谐音谓之“包领大”也。承寄之后一年之内，干儿女每逢各节，如新嫁女儿之例，必送干父母以节礼，除夕须送年饭及岁烛一对，三年为满。干父母则答以压岁钱及果饵等。
民间更有认鬼神为干父母的，钟毓龙《说杭州》曰：杭州等地“前清之末，中人之家，既恐其子之不寿，而畏位拜干爷干娘之费用大，乃妙想天开，不寄之于人，而寄之于鬼神。旌德观中之喜神，寄之者犹少。武林门外马塍庙之无常鬼，寄之者独多，呼之曰胡阿爹胡干爷。其寄之之法，做新白布长衫一件，取其旧所着者而易之。另用烧饼、烧酒、香烛、银锭而供之焚之。该庙和尚即代为取名，用红纸一条，上书寄名符宝某字样，归而贴之大门之外。于是每年七月，其父母即须抱儿往拜胡干爷之生日，至十六岁而止。”
４周晬、成年礼和生日礼
婴儿周岁，有周晬风俗。江南地区孩童周晬时，还要斋王母寿星，戴百家锁，亲友送礼相贺。近人钟毓龙《说杭州》记杭州清末周晬风俗曰：“周岁谓之淬，亦须斋王母寿星，小孩着鞋袜，戴百家锁。百家锁者，乞取百家之钱而制之。其中以劳、顾、万、年、陈五姓为最重要，谓其牢能过于万年之城也。须坐竹车，车下必置糖饼一个，谓能粘住之，将来有坐性也。亲友送礼者，大率鞋袜各一双，粉制周饼二盘。外婆家更有衣裙袄裤之类。送现银者曰淬盘之敬。”《说杭州》，第４９１～４９２页。
小孩长大成人时，有冠笄礼风俗。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四川乐志县知县请人来县讲《礼》，并在公署为子施三加之礼，“数百年废坠之典，一旦复行，观听者如堵，若汉圜桥然。”光绪《续增乐县志》。山西《榆社县志》中亦记有冠礼细则，作者用意明确：“礼不容竟废也，故志之，以告世之有志复古者。”光绪《榆社县志》。部分地区则实行简单化的冠礼，如直隶深州，“士民家自十五六至二十余岁择日加帽，其蘸宴诸仪久废。”光绪《深州风土记》。可见，尽管昔日繁复的冠礼笄已废，但其遗风仍作为传统习俗流行于民间。然而更为普遍的是，汉族大部分地区将冠笄之礼合于婚礼之中。一般在婚礼前三日或一日举行。要宴请宾客，为加冠者起字、号，并书于墙壁。自此该男子可以使用字、号，可以进入本族祠堂，做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如直隶遵化州“寻常民户夏用麦笠，冬用毡笠，唯不轻戴缨帽也，惟至婚期用之，或亦婚先于冠之意欤。”光绪《遵化通志》。定兴县男子娶妻时“具衣冠，习礼仪，童子当此，俨然有成人风。”光绪《定兴县志》。有的地区的女子笄礼则已为婚礼前的“开脸”仪式所替代，开脸即使一老年妇女将欲开脸者脸上的绒毛用丝线一一绞去，“开脸”后则意味着女子已经成年。
四川所盛行的婚前“簪花之礼”，亦为冠礼附于婚礼之例。成都民间娶妻时“婚前一日，父命其子至当前，亲加冠服，教以成人之道。祀祖毕，亲友簪花披红，举酒酌贺。”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江安、南溪等县“于成婚前一日，主人延集亲朋，请乡前辈之显达者一人为大宾，傧相四人，设冠席于东隅，设宾席于西隅，先以祝文告祖，应宾行三加礼，大宾祝冠而命之以字。冠礼毕，行醮礼。戚友各以花红、酒馔登堂致贺。冠者先拜父母，遍拜尊长毕，设宴款洽，曰饮富贵酒”。
清代后期，民间贺生日、祝寿之风颇盛。尤其是为老人祝寿，大摆排场，甚为铺张。《上海研究资料》一书记载同治年间上海知县叶廷青为母亲做寿的情况曰：寿日前两天，衙门内便已很热闹，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帐房等处张挂灯彩，晚上请知宾；寿日前一天为预祝；寿日那一天为正寿；２６日为谢客；２７日结束。正寿诞席分上下两等９６桌，其贺客轿夫、随役、厨夫、茶夫等勤杂人员吃面共２０５０碗，仅吃一项花费大洋１０８８块，钱４１１８１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