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治史宗旨：经世应务

“经世应务”，是黄宗羲治史的根本目的和为学宗旨，他曾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又说：“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他所说的“经世”、“应务”，就是强调学术的基础是经史之学，学者必须熟读儒学经典和历代史籍，才能脚踏实地从事“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事业，也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当然，黄宗羲心目中的现实政治并不等于当时统治者的政治，而是将要取代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后之王者”，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借鉴，只有熟读史书，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才有可能“足以应务”，而且，强调“经世应务”也不等于提倡时髦文章，而应当讲究真才实学，他痛恨“科举抄撮之学”对史学的扼杀，愤怒地批判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材之日下也。”又说：“自科举之学盛，世不复知有书矣，六经、子、史，亦以为冬华之桃李，不适于用……而先王之大经大法，兵、农、礼、乐，下至九流六艺，切于民生日用者荡为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说学以致之也。”可见在黄宗羲看来，“科举抄撮之学”是扼杀史学、埋没人才的罪魁祸首，而真正的学术应当是适于应用、切合于民生日用的学问，而不是华丽轻浮的时文，但黄宗羲相信，“数穷必复，时文之力会有尽时”，那些时髦文章，终究是不会长久的。

在“经世应务”思想指导下，黄宗羲治史的特点，便是把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对他来说，所谓近现代史，就是宋、元、明史，特别是明史，他认为，《宋史》是元人脱脱领衔编纂的，存在许多缺陷，例如不为南宋末代皇帝（宋端宗赵昰、末帝赵昺）专立“本纪”，而且所记二帝事迹过于简略，说明元人不想显扬宋人抗元事迹，他尤其不满《宋史》在“儒林传”外另立“道学传”，故致书主持《明史》编纂的史馆诸公，批评说：

夫十七史以来，止有“儒林”，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门，止为周、程、张、朱而设，以门人附之，程氏门人，朱子最取吕与叔，以为高于诸公；朱氏门人，以蔡西山为第一，皆不与焉：其错乱乖谬无所折衷可知，圣朝秉笔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师法元人之陋，可乎？

黄宗羲这一批评意见，被明史馆馆臣所一致认同，所以后来定稿的《明史》只列“儒林传”，而不再另立“道学传”或“儒学传”，然而《宋史》“之陋”并未纠正，黄宗羲意欲重修《宋史》，因此辛苦奔波于江浙几个大藏书楼，如本乡祁氏旷园、昆山徐氏传是楼、常州钱氏绛云楼等地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毕竟这是一项巨大工程，非一二学者所能完成，故其愿望未能实现，而只是编定了一部《宋史丛目补遗》，正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说：“公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而对于《明史》的编纂工作，黄宗羲虽然碍于其遗民身份而拒绝应聘去直接参与官修《明史》，但他出于对保存一代历史的使命感，仍然同意让弟子万斯同、儿子黄百家参与修史，并向史馆提供了大量涉及明史的史料及其个人着作，还移书馆臣，回答馆臣有关修史体例的咨询，对修史的体例、原则、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他本人的修史实践，特别重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编纂，注重于历史上“治乱之故”的总结，故其史学着作，以记载明史最多，其次是宋元史，他编撰《明文案》、《明文海》、《明史案》、《明儒学案》以及《宋元文案》、《宋元学案》等，就体现了上述修史的原则和特点。

黄宗羲史学思想的另一特点，就是着力表彰历史人物的气节和实际的功业，他在《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中，尖锐地批评那些崇尚空谈、假名欺世者，说他们平时死背几条二程语录，便列伊、洛门下，混充儒者，反而讥刺那些料理财赋、整治边疆从事实务的人是粗材、俗吏，只会以高谈阔论吓唬老百姓，一旦遇到国家为难，需要他挺身报国，他就张口结舌，如坐云雾之中，甚至在关键时刻变节求荣，这种人只是儒门败类，而那些在实践中立功建业的人才值得尊敬和表彰，黄宗羲在其史学着作和许多墓志铭、诗文中着重表彰和歌颂的人，有的是抗暴安民不畏权奸的东林党人（如杨涟、左光斗、黄尊素等），有的是历尽艰难、视死如归的抗清名将（如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等），有的是慷慨殉国或富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如宋代文天祥、谢翱等），有的是“亡国而不失其正”的明朝遗民（如汪沨、谢泰阶等），有的则是深明大义、气节可嘉的普通妇女或义士侠客（如桐城方烈妇、王义士、陆周明等），至于那些坚守民族气节的文人学士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