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帝国建立之初,就上演了孤儿寡母执掌朝政的一幕幕,拥兵入关的顺治皇帝,开创康雍乾盛世的康熙莫不如此。但他们在孝庄皇太后的关爱下,最终都实现了亲政,开拓了清帝国的新的局面。当咸丰皇帝驾崩后,大清帝国又一次迎来了孤儿寡母执掌朝政的局面。同样地,在那位母亲和小皇帝叔叔把持朝权下,奄奄一息的大清帝国出现了短期的回光返照。
此时的大清,面临的是空前严重的危机,正在无法挽回地走向衰落。内有太平天国(“洪匪”)的连年征战,耗费大量军力财力。外部则是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此时正值西方列强在全世界奋力扩张,争夺殖民地的时期,而中国恰好成了他们完美的猎物。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割地赔款并没有换来太久的和平,又有了第二次的战争。这一次,大清不仅割了地,赔了款,侵略者甚至还打到了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连续数年的侵略战争,形成了兵祸联结的局面。巍巍大清,如今已经千疮百孔,举步维艰,实在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折耗。即使神勇的皇太极在世,我们尚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而现在,却只剩下了小皇帝载淳、载淳的生母慈禧以及咸丰的皇后、慈禧的姐姐慈安。乱世之中,要他们应付这一切的变故,又是何等的艰难。孤儿寡母的凄凉,是否昭示着大清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或者那是否代表了另外的契机?恐怕无人能够预测。
咸丰帝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公元1860年9月22日,也就是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这一天,他离开了北京城,离开得那样匆忙,甚至没有机会回头多看一眼这个有他太多回忆、太多故事的地方。因为他的军队已经不能再抵御英法联军的炮轰,因为他不敢想象城外那群野蛮的侵略者会怎样处置自己这个大清国的皇帝。他只有选择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大臣们逃向热河,只有选择把他的弟弟奕訢留守北京,处理和议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不曾想到,就是在热河,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1861年的8月22日,他带着遗憾死去,把皇位留给了他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
根据咸丰帝的遗诏,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承旨辅政”,“赞襄一切政务”。咸丰帝希望这些人能够帮助他年少的儿子,保住他的江山;希望他的大清国在渡过危机之后,依然做世界的“天朝上国”。虽然清朝的历史上,幼主即位已不算什么新鲜之事,比如6岁的顺治皇帝、8岁的康熙皇帝。但此时的大清,已经不是当年的大清了。而“赞襄一切政务”的顾命大臣们,也与顺治时多尔衮的摄政,或是康熙时鳌拜等的辅政不尽相同。
但是,咸丰帝还留下了“赞襄一切政务”的臣子。他们又是否能挽救败局?以肃顺为核心人物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在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已经基本掌握了朝廷大权。咸丰死后,他们的势力更是达到了顶峰。但是,咸丰帝也并不是将权力全部授予了这些“顾命之臣”,他们只是“赞襄”。由此,他们并不能合法地独断。更直白地说,他们不能使用可以行使权力的御玺,他们必须通过两位皇太后。因为皇太后的身份,使她们能够代表年幼的皇帝使用御玺。由此他们提出,此后他们所作的决定,书面形式也就是敕令和诏书,都要有皇太后加盖御玺来批准。然而,这两位“寡母”却非普通的女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慈禧不是。这位咸丰皇帝曾经的宠妃,以前就常代皇帝批阅奏章,操持政务,如今怎会甘心只做个盖章的差事呢?
于是我们还明白了另一件事:为什么8位“顾命大臣”里,没有和小皇帝关系最为亲近的叔叔:恭亲王奕訢。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造成了这种隔阂。在大清朝面临外敌时,奕訢最初是坚决的抵抗派。可在清军战事屡战屡败之后,他也倾向了求和,并且开始主张与外国人合作。很快,奕訢成为“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卓越的才能,很快就深受列强的赏识。在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期间,又由他主持商谈和议之事,由此提升了他的威望,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与肃顺集团相对立的、统治者内部的另一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参与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们是坚决反对肃顺的。
由此,统治集团内部的你争我夺,就此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当然,这斗争由来已久。而最重要的人物,现在变成了三方。首先出场的,是以肃顺为代表人物的“顾命大臣”,也是目前为止最占优势的一方,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着实权。肃顺为郑亲王端华的胞弟,精明能干,勇于任事;在面临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国家危难之时,他受到咸丰帝的重用。咸丰帝任命的八大臣之中,他位于核心地位。肃顺在秉政时,力图整饬官吏,革除积弊以求振作,接连兴起几个大狱,一时朝野震惊。但他也借此消除异己,打击面过大,加深了与其他人的矛盾。这其中,奕訢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对手。肃顺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与奕訢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对处理外务的奕訢也极为排斥。奕訢在将北京的和议事宜处理结束之后,曾请求咸丰帝回京,可是最终未能达成。应该说,肃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咸丰帝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更使咸丰帝对这个本来就不放心的骨肉弟弟更为冷淡。另外,对于慈禧太后,咸丰帝在世时,他就对当时的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严加防范,引起了懿贵妃的不满。在咸丰帝死后,肃顺更是力阻其掌握大权,更导致其矛盾激化。由此,肃顺已经与三方中的两方产生了严重的瓜葛。
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被咸丰帝留在北京的奕訢。奕訢为道光帝的第六子,据说当年其文才武略都在咸丰皇帝之上,只可惜没有一个好先生教授其取悦父皇之道,被奕詝(也就是咸丰皇帝)以外边的“仁孝之心”击败。据说有一天,道光皇帝领着儿子们打猎。他忽然发现奕詝一箭不发,问他为什么。奕詝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听了非常高兴,说了一句:“此真帝者之言。”就决定了立他为储君。而给奕詝出主意的人,就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不知道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是应该感激他还是应该责备他。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当上了皇帝的奕詝与没当上的奕訢,必定彼此心照不宣。
自然,这最后一个人物就是慈禧太后。这位当朝皇帝的母亲,决不甘心放弃掌权的机会。而年轻的她,面临此时的内忧外患,以及处处都可能隐藏着阴谋的政局,仍然会感到茫然无助。她毕竟只是一个久居深宫之中的女子,依靠着她六岁的儿子,想要得到自己想觊觎的权力与地位。对于官场,她始终不及肃顺或是奕訢。但是,她也是一个既聪明又心狠的女子,因为她懂得去利用别人的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三方之中,她选择了奕訢作为他的同盟。这点很容易明白,因为她和奕訢有着共同的敌人:肃顺。就像刘备要联合孙权,抗击曹操一样。而选择奕訢的另一个理由,则是因为有着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他们喜欢这个恭亲王而且愿意支持他。
占有优势的肃顺,面对联合起来的敌手,最终还是寡不敌众,没有完成自己顾命大臣的使命。
而皇室的纷争之后,面对内忧,太平天国依旧在江南尚未被剿灭。此时,慈禧深知,如果要延续清帝国的统治,对于汉人必须重用,此时,在地方上又一位政坛新星升起,他就是“湘军”开创者曾国藩。曾国藩和他湘军,让一直处于统治阶层边缘的军人,开始迈向权力层的核心。从曾国藩开始,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一个个依靠军功晋升的武将,开始掌控着大清帝国的地方势力,并成为“同光中兴”的名臣,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开始主导着中国的政局。就连后来的袁世凯也出身于淮军。军人执政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这恐怕是启用曾国藩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