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文章本于经史之学”——提倡根柢之文
黄宗羲文论的另一重要思想，是主张“文章本于经史之学”，学者作文，不要单纯追求辞藻华丽，格式工整，而应当立足经史，学有根柢，他在《沈昭子耿岩草序》一文中称赞沈昭子“先生之文章，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画于篇章字句之间，求其形似而已”，从而得出“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的结论，他在《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一文中批评明代理学家茅坤（字鹿门），指茅鹿门胡乱批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说鹿门一生虽学唐顺之（字荆川）作文，却“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缘鹿门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果，其批评又何足道乎？”在黄宗羲看来，文章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有思想、有灵魂，而要真正写出好文章，就必须有扎实的经史之学做根柢，茅鹿门学问浅薄，自然没有多少资格去批评唐宋八大家，即便是有所批评，也是不得要领、不足称道的。
既然文章本于经史之学，那么要求好文章，就应当认真读书，使学有根柢，所以，黄宗羲特别强调“读书穷经，始有至文”，他与甬上老友李邺嗣（杲堂）可谓文坛至交，他们鄙薄科举时文，号召学子们读书穷经，振兴了浙东实学之风，他在69岁时所写《李杲堂文钞序》中议论说：
科举盛而学术衰，昔之为时文者，莫不假道于《左》、《史》、《语》、《策》、《性理》、《通鉴》，……而出言尚有根柢，其古文固时文之余也，今之为时文者，无不望其速成，其肯枉费时日于载籍乎？……胸中茫无所主，势必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为说者谓百年以来人士精神尽注于时文而古文亡，余以为古文与时文分途而后亡也。
余与杲堂然约为读书穷经，浙河东士稍稍起而应之，杲堂之文……要皆自胸中流出，而无比拟皮毛之迹，当其所至，与欧、曾、史、汉，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濂溪、洛下、紫阳、象山、江门、姚江诸君子之文，方可与欧、曾、史、汉并垂天壤耳，盖不以文为学，而后其文始至焉，……但使读书穷经，人人可以自见；高门巨室，终不庇汝，可见，黄宗羲提倡的根柢之学，就是经史之学，在他看来，学问积累深厚了，好文章自然自胸中流出，而无比拟皮毛的痕迹，如胸无点墨，没有主见，就势必剽窃抄袭，或玩弄辞藻，必然写不出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