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冤作“文字狱”鬼

都说“柔柔弱弱”是书生，读书人历来给人的感觉都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在鲁迅先生的眼里，这群柔弱的书生却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奋起拯救。但就这样一批人，他们往往受的是世上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除了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外，还要成为统治者权力斗争的冤魂。戴名世冤死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

戴名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清廷所谓“天下太平”的“盛世”，这是清王朝的封建政权比较巩固的时代，也是一个残酷的时代。因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国之后，民族间的隔膜并不能一下子消失掉。康熙执政时，虽已进入了全盛时代，但人们的反清思想特别是在汉族的一部分文人中还是存在的。为了清除反清情绪和言行，清初统治者便大施专制淫威，于是制造了一桩又一桩文字狱案，对具有民族气节和民主思想的人士加以打击和摧残，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处死。而戴世名的《南山集》案便是其中一例。

戴名世自小便有大志，自负才华，睥睨一世，人称“狂士”。他的曾祖父戴孟庵，就是一位有气节的明末遗老，戴名世从小就听取曾祖父的教诲，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种下了不满现实的种子。另外，他的父亲戴霜崖是一位穷书生，一生教书授徒，还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因之“尝借饮酒以解其愤懑”。前辈们这种消极的不满情绪对他的熏陶，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于是形成了他的反清思想和“好骂人”的性格。

戴名世才华出众，人以文名，一生写了不少好的文章。康熙四十一年，他的门人尤云鹗收集先生古文百余篇，刊行于世，名曰（南山集）或《南山集偶钞》。都御史赵申乔一向不满戴名世的“狂妄”，《南山集》问世后，遂假以罪名进行奏劾。指出：“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赵申乔的这篇奏疏，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劾戴名世最重要的话，是《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氏的《滇黔纪闻》，是记永历帝在滇黔称帝的事。他在《与余生书》中提出写明史，弘光、隆武、永历都要写。在这里，他提出了这三个皇帝的年号，本为清廷所不容，而且还要像“昭烈之在蜀，帝呙之在崖州”一样，列为正统，那更是清廷之大忌。

原来戴名世平时最喜欢读太史公的着作，慕司马子长的为人，又尝考求前代名人奇节懿行，便时时着文，来抒发自己抑郁的爱国情感。他经常访求明末遗老，网罗明季逸事，准备写一部明史。清初有些文人是通过写明史以悼念前朝的亡国之痛，浇胸中之垒块，谈迁写《国榷》，查继佐写《罪惟录》都是如此。戴名世要写明史恐亦如此。戴名世为了写明史，遂注意搜求南明史实。所谓《南山集》案也是《明史》案。

其实，赵申乔欲置戴名世于死地，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轶事。当年戴名世会试考中第一名，殿试时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状元被赵申乔的儿子的赵熊诏得去。由于赵熊诏的名气远在名世之下，当时便有传言说，这是由于赵申乔在幕后活动的结果。赵申乔恐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实陷害戴名世。在奏疏中特别表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拙劣伎俩。

另外，《南山集》案，对于康熙来说，还有一个误会。那就是《与余生书》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恰好方孝标曾为翰林学士，戴氏文中称之为方学士，而别有方学诗者，曾附吴三桂反清，失败后隐匿起来，在满文中“方学士”与“方学诗”为同音字，康熙帝误以为是在逃的方学诗，特别重视，指明要从严查办。有此皇上“圣旨”，《南山集》案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这无疑在戴名世的罪状上又涂了一层说不清的阴影。于是，凡有牵连都被捕入狱，而方族受迫害尤重。

《南山集》案的案情逐渐加重，其另外一个原因。是因戴名世的性格所致，由于他狂傲不羁，敢于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得罪了不少人。以前吏部侍郎赵士麟，为了附庸风雅，拼凑了一部文集，求戴名世作序。戴氏因离京迁延未作，赵便使人代作一篇并冠以戴名世之名，戴知道后，即作《与赵少宰书》进行责难。他说：“今以不诚之人而事阁下，以不诚之文而序阁下之文，宜为阁下之所斥勿收，而阁下顾使人为之，则非阁下始所取于名世之心矣。区区之诚尚欲自达，而代作之文惟阁下削而去之。”对于一位现任的吏部侍郎，戴名世竟直接指出其不对，并且要求将这篇序言“削而去之”，能不引起这位少宰的怨恨吗？《与赵少宰书》原是一封私人信件，于是朝廷大部分官员对戴名世多无好感，甚至视为“狂士”、“恃才放荡”、“语多狂悖”之徒。恰巧这时赵申乔的劾疏出笼，如同点燃了一根导火线，必然酿成灾祸。戴名世的粉骨碎身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做的结果，戴名世虽然可以吐出一口恶气，而在当权者方面自然就更觉面子难看了。后来，《南山集》案发，这位吏部侍郎无疑是火上加油。

康熙五十年戴名世时年五十九岁，下刑部狱。刑部依“谋逆”律，决定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并将其祖父以内的亲族男性年纪在十六岁以上的处斩，十六岁以下男性及所有妇女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刻书、作序的尤云鹗、方正玉、方苞、汪灏等人拟处以绞刑，与戴名世讲学论文关系密切的朝官三十余人也拟予贬谪。以上共拟处罪的有三百余人。

其实，《南山集》案实质上是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官场矛盾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文字狱，由来已久，但以明初和清代为最烈。戴名世的死，是直接死于文字狱。其导因则是由修明史引发出来的。戴氏擅长古文，但亦爱好史学，并对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都有自己的见解。他想撰写一部《明史》，多方搜集材料，即所谓“留意先朝文献”，然后静下心来，“发凡起例，次第命笔”。到他死，他也未写成《明史》却由于“不自韬晦，受重以成其志”含冤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