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汉族器用风俗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器物逐渐进入我国，汉族社会的器用风俗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１煤油灯、煤气灯和电灯的出现

首先是新式煤油灯的出现，使汉族社会的照明器具有了很大改善。新式煤油灯和旧式油灯的不同除了表现在构造、形状上外，主要的区别是所用燃料不同。新式煤油灯以“洋油”，即用工业方法从石油中提炼出的煤油为燃料。在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外国商人便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推销煤油，有的广告宣传奖励销售，买１公斤煤油奖励１盏油灯。煤油灯的优越性，再加上商家的奖励销售，使煤油灯成为畅销货，不少居民“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２册，第１０９４页。。上海租界当局还修了地下管道，接通煤气，用于照明之用。人们把这种灯称为“煤气灯”，或“地火”。吴贵芳主编：《上海风物志》，第５２页。煤气灯不仅用于住户，而且被安装在新修的马路及桥梁上，为城市夜色增添了新的景观。“初设仅有路灯，后于行栈、铺面、茶酒戏馆以及住屋，俱用煤气灯。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遂成不夜之城”。《竹枝词》赞道：“不用兰膏只用灯，自来灯火满街明。晚从黄歇浦边望，万点光中不夜城。”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２７３、２７４页。随着煤油灯的流行，洋蜡、火柴也被引进，形成取代土蜡、火寸之势。

当煤气灯尚未在中国城乡普及的时候，另一种新的照明器具电灯，亦被引进，很快被国人所接受。上海是最先使用电灯的城市。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西人立德在上海“首在租界创设电灯”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辑上册，第１２５页。，并设厂于乍浦路，成立上海电光公司。９０年代后，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电气处，加快了电灯使用的推广。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上海安装白热电灯６３２５盏，次年达到９０９１盏。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上册，第３１２页。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也相继出现了电灯。北京使用电灯照明，初用于皇宫禁苑，次及于外国使馆，再及于普通居民。２０世纪初，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电灯照明，然而广大农村仍处于落后状态，不仅无电灯，而且连新式煤油灯也不多见。

２钟表流行于都市

明末时，西方钟表始输入中国，被称之为“自鸣钟”。由于数量稀少，国人对其计时价值仍无认识，只把它列入“乐器”一类。晚清时期，西方钟表进口日渐增多，挂钟、座钟、怀表、手表等陆续出现，在中国一些较开化的地区，成为日渐重要的计时工具。上海的法国租界工部局大楼及城南董家渡天主堂安装的大型自鸣钟，“四面置钟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葛元煦等着：《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１６页钟表成为一些商店必备的商品。在上海，“西人所开洋货行以亨达利为最着名，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耍货，名目甚繁。”葛元煦等着：《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８页。

３缝纫机进入上海

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外国人把缝纫机带入上海。葛元煦对最早传入中国的缝纫机作过如下描述：“器仅尺许，可置几案上。上有铜盘街针一，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将布帛置其上，针能引线上下穿过。细针密缕，顷刻告成，可抵女红十人。”葛元煦等着：《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９页。此后美国商人向中国输入了一批缝纫机，缝纫机进入了汉族社会人们的生活。

４文化器用的西化

文化器用包括“文房四宝”（笔、墨、砚、纸）及书籍等物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在晚清时仍有重大影响，上述文化器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并没有立即被新式的文具所取代，而是出现了新旧文化用品同时存在、竞长争高的状况。

长期以来，毛笔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书写工具。自明清以降，“湖笔”（产于浙江湖州）制作技艺进一步提高，成为笔中名牌。清代的制笔业更加兴旺，以湖州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初时硬毫笔盛行，到嘉道以后，以羊毫为原料的软毫笔东山再起，逐渐取代了硬毫笔，成为通行的书写工具。

墨，清代仍以微墨最为流行。有人记载：“微墨，安徽徽州府所产。古人制墨，率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诸葛亮庐山，唐则易册、上党。自李超徙歙，张谷徙黟，皆世其业，于是始有微墨，以至于今。”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

墨盒在晚清时期始流行。初时，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现用现磨，这不仅费时且不易磨好。于是有人发明使用墨盒，即用铜盒子，盒盖里面嵌块石片，可以刮笔。盒中置丝棉，注入磨好的墨汁，带入考场，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据记载，墨盒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到了同治、光绪后才盛大行起来。《清稗类钞》曰：“墨盒自昔推京都琉璃厂松竹斋所制为极品。同、光间，有名寅生者，不详其姓，以善镌墨盒名于世，书画皆极精妙。寅生殁，坊镌墨盒多冒其名。”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据邓云乡先生考证，所名“寅生”者，即陈寅生，长于雕刻，能在盒盖上刻芝麻粒大小的小楷，曾在二三寸见方的盒盖上刻下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一篇。

然而，在晚清，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西洋式的文具，如铅笔、钢笔、墨水、西式纸张等在中国开始流行。清末时，美国脱华门、犀飞利、派克等牌号的金笔相继在国中出现，但由于价格昂贵，使用者多为洋行买办、官僚及富商等。后来，学堂兴起，开设外文及数、理、化等课程，钢笔、铅笔遂流行于学堂学生中间。宣统年间，“有仿西法制墨水以供书写者”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８页。，可见墨水不仅已被汉族社会使用，而且已经开始生产。

“文房四宝”中变化最大的是纸张。西方近代造纸法在清末被引进中国。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曹子等人在上海创办机器造纸局，是为中国第一家商办造纸厂。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成立的商办造纸厂共达２３家，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１８４０～１９３７）》，第３７５页。除商办者外，清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造纸厂。湖广总督陈夔龙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在武昌设立白沙洲造纸厂，与外商合作购进国外先进造纸设备，采用新式技术生产的纸张，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都非旧式造纸业所可比。无怪有人慨叹：“近数年风气渐，南来所见，以西洋笺为伙，过此以往，恐无复人用国中纸墨者。”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０页。

此外，书籍的印刷，本来印刷术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然而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刷技术却超过了中国。１９世纪初叶，欧洲近代机械印刷术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是凸版印刷，其次是平版印刷，再是凹版印刷。输入的新式印刷机价格低，效率高，很快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许多出版机构、报馆的主要设备。于是，一批新式出版物，如报纸、刊物、书籍纷纷告世，流传海内。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的商务印书馆，最初拥有２部手摇水印机，３部脚踏圆盘机和３部手扳压印机，主要印刷商业簿册和商业报表，后来扩大规模，出版《最新教科书》，行销国内各地。这些印刷品与旧式书籍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图书业更新的重要标志。

５消闲器用精致化

在晚清时期的消闲用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鼻烟壶和扇子。鼻烟壶，俗名烟壶，是一种装鼻烟的器皿。它制作精美，造形多样，内装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的鼻烟，供人吸闻。其气味醇厚、辛辣，有明目、提神、避疫、活血、驱寒等功效。鼻烟壶发展至清代，进入大盛期。广州、北京、山东博山以及内蒙古、辽宁等地，是鼻烟壶的主要产地。辽宁的玛瑙鼻烟壶、内蒙古的银制鼻烟壶等，都享誉全国。制作鼻烟壶的原料相当广泛，主要有玻璃、瓷、玉、珊瑚、玛瑙、琥珀、悲翠、水晶、金、银、石、木、竹以及象牙、海贝等材料。许多鼻烟壶不仅制作工艺精细，而且用多种画案、色彩装饰，有套二彩、套三彩，甚至套四五彩的。由于鼻烟壶包含了大量艺术成分，所以被人们视为艺术品得以收藏。晚清时，达官贵人多嗜鼻烟壶，每遇公众场合，各出其所藏相互炫耀。

扇子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多种价值，既可驱热纳凉，又是观赏品、收藏品，具有一定的消闲性和艺术性。清代时扇子品种繁多，艺术加工愈加精巧。其品种有竹扇、羽扇、纨扇、油扇、蒲扇、折叠扇。晚清同光年间，士大夫中盛行油扇。油扇为折扇中的一种，因产自杭州，俗称“杭扇”。扇面多用黑油涂刷，亦名“油扇”。油扇扇骨细而密，一般为３０～５０根，展开形如半规。贵重的油扇还用金箔制成翎毛、花卉、人物等，贴在扇子的两面。得到这种扇子后，人们或者将之珍藏，或者赠送亲朋好友。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洋自来风扇传入中国。葛元煦曾对其形状作过描述：“外洋所制自来风扇，以法条运轮齿鼓动折扇，不烦人力。置诸案头，微风习习，最可人意。惜为时不久，法条一转不及一刻耳。”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４０页。这种机械风扇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人工，从使用价值来讲显然超过中国传统式样的扇子，但在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方面，则无法与中国式扇子相比，故未能在汉族社会中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