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意义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神助拳，只因鬼子闹中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华夏大地上再次掀起了反帝爱国的高潮。这场运动发端于华北，其影响覆盖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当我们回顾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时，发现这其中实际包含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多重的历史内容。毫无疑问的是，义和团运动具有民族正义性，爱国主义贯穿着这场运动的始终。但是，传统的爱国主义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发挥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巨大的民族动员作用，又造成了笼统排外而盲目地服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作用。民族矛盾的激化，无疑使得“灭洋”意识一步步深入到普通民众的脑海中；而现实生活的困苦，又使得这种意识更加具有说服力，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去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现实。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义和团的民族英雄主义，有着一种非理性的外观，它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并且，简单地将导致现实苦难的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洋人”的入侵，甚至是天灾。但是，始终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不能够提出更加明确有效的政治纲领以及目标。

19世纪后期，列强的侵略加深。而山东、直隶、奉天沿海地区，又是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地方。由此，这些地区的人们遭受了更多的苦难。而随着帝国主义者对当地的商品倾销，掠夺原料，使大量的手工业者破产，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更增添了他们对于洋人的仇恨。

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教会势力也随之进入中国。山东、直隶的教堂众多，教民人数与日俱增，引发了同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教案频频发生。进入到耶稣、天主教会的人，往往良莠不齐，经常欺压平民，而且地方官又对外国传教士加以袒护，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痛苦。而更为直接或是具有偶然性因素的，则是谁也无法预测到的天灾。19世纪后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频繁发生水旱灾害。黄河连年决口，人民不得不抛家舍业，背井离乡，以求基本的生存。而山东、直隶、山西、河南等省的特大旱灾，更带给当地人极大的恐慌。相对于水灾的突然性而言，旱灾的持续性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心理压力。由此，饱受天灾折磨的灾民，更容易将一切寄托神灵来保佑自己平安，保佑这可怕的灾难快点过去。

长期以来，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使得秘密组织大量出现。长期在这些地区流传的白莲教支派，教门林立。这些被清廷视为“邪教”的秘密教门，往往重视练拳习武，建立相应的武术团体，作为他们发展壮大的组织机构。他们将历史上的名臣义士或是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保护神，对于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宣传中也更加具有号召力，这些都被正在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所吸收。潜伏在各地的白莲教及其支派，也参加到了义和团运动之中，并成为了义和团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许多民间武术团体也成为了义和团运动的前身，比较重要的有义和拳和大刀会。大刀会是民间有古老传统的武术团体，甚至带有神秘的色彩。他们习练的武功，就是对普通民众极具诱惑力的“刀枪不入”。当然，这只能成为他们自身武器落后以及作战技术薄弱的借口，更多的是提供了精神力量。义和拳最初是一个古老的拳会，后来由于清水教和八卦教的影响，逐渐添加了更多的神秘气息。后来，他们和“梅花拳会”合并，实力大为增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威县梅花拳拳首赵三多和冠县习红拳的阎书琴等人，在共同领导冠县梨园屯反洋教起义时，将他们的团体重新定名为“义和拳”，并以“助清灭洋”为口号，这成为了义和团运动的开端。新上任的当地地方官毓贤，由于他本人对教会势力有所不满，所以由镇压改为了剿抚并行，并于第二年初承认了“义和团”为民间团练。1900年，清政府也承认其为合法团体，此后义和团在京津等地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1900年春夏时节，在天津的街头上，忽然出现了这么一群红衣女子。她们一律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头梳高髻，年轻的绾成双丫髻。在这些女子的簇拥之下，中间便是红灯照的大师姐林黑儿。她被称做“黄莲圣母”，传说功法也了不得。入了红灯照的妇女，跟着这位大师姐在静室习拳，用不了几天，就能得道术成。一旦术成，持了红折扇徐徐扇动，自身就能升高登天，在空中自由飞翔。这时，右手的红灯投掷到哪，哪就是一片烈焰火海，其威力宛如现在的轰炸机了。

林黑儿原是杨柳青南运河下游十里一船户之女，是义和团青年妇女组织红灯照的首领。1900年春，林黑儿之父被洋人无故逮捕入狱，这增加了她对侵略者的仇恨。五月，在静海独流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的支持下，林黑儿准备在杨柳青设立红灯照坛口，因遭地主石元士反对，未遂。六月初，她在天津城沿侯家后运河边设立红灯照坛口，自称“黄莲圣母”。她们曾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并带领红灯照救治在反侵略战斗中负伤的义和团团民。天津陷落时，她们被八国联军所俘，不知所终。

而上文描述的，正是义和团在天津独有的一种专收妇女的特殊拳会，叫红灯照。

各地的义和团，主要是由农民和游民组成的。此外，一些富人、少数官吏和军人，也参加了义和团。有关这部分人，其中也许还应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当这样一个团体在得到当时清廷官方的认可之后，很多当初对其抱有怀疑态度的人也加入了进来，这里也包括了很多官僚阶级。而或许还有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在这样一群极为激动的团体的鼓动下，不加入就存在一定的危险。

义和团的信仰并不是统一的。这大概由于其最初就是吸收了众多的教门和武术团体组织中的各派思想，无法找到统一的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某一种信仰。但是他们关于“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思想，则基本相同。“神灵附体”可以满足出于底层的民众这样一种心理，他们由此会提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又可以加强武功。无疑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给人以足够的力量和希望，来面对当时贫困的生活。而“刀枪不入”，则是在以后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使得战争变为一种悲壮的氛围，但也夹杂了许多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人们在信仰的力量之下，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勇敢地对抗，给所有的人以极大的震撼。但是义和团不是宗教，也不是秘密组织。

当义和团在北京开始活动，并且人数日益增多时，慢慢的，他们还涌入了外国人众多的天津。他们宣传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扫平洋人，自然就会下雨消灾。他们焚毁教堂，追杀教士教民，甚至外国货物也要毁掉。京津地区义和团的突起和庞大，也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于是，掌权的统治者们，对于“剿”还是“抚”，再一次引发了争论。面临内外复杂而又无法预知的情况，义和团“助清灭洋”的旗号，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或许还是有诱惑力的，于是她选择了“招抚”。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一派极为重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朝廷局势，这就是外国入侵者。而他们恰恰又是义和团打击的最主要的目标。他们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极为不安。各国使臣向总督大人荣禄提出严惩义和团。并且，随着自己的国民受到越来越多的伤害而对其付诸行动，1900年6月10日，由英、美、法、俄、日、德、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共2100多人，由天津乘火车进犯北京。义和团和爱国清兵立即拆毁铁路，沿途加以堵截。不久。列强兵舰抵达大沽，大沽炮台失守，提督罗荣光殉职。但是，荣禄等人为使慈禧心安，假称此战获胜。清廷在关于对列强入侵是战是和的论战中，光绪帝主和的意见并没有被慈禧所采纳，慈禧决定向各国宣战。清军节节败退，直到列强攻入北京城，慈禧等人才不得不仓皇出逃。之后，慈禧一直担心列强会夺去她手中大权，故而忧心忡忡。在与各国的谈判中，李鸿章充分发挥其才能，向列强晓以利害，终于说服列强仍让慈禧掌权，但是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慈禧为求自保，一一允诺。

这场战争依旧落入了失败的下场。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最终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梦想。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也就迅速地落下了帷幕，甚至还带了一点滑稽的色彩。由于这样一个使得外国人再次入侵北京的机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也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终完成。

尽管有人对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但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外国侵略者看到保住清王朝的统治，他们才能攫取到更多的利益。中国版图的完整要归功于这场运动，而义和团运动在反侵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决心，无疑给予民族资产阶级极大的鞭策与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