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庭教育不马虎
有《皇明祖训》的规矩管着，作为“第一家庭”的皇子，生活中要遵守的规矩自然颇多，而其中最重要的规矩，当属教育的规矩。
朱元璋出身穷人，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但显然他很明白“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道理，明朝宫廷教育的规矩，基本都是他设立的。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1，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2，对太子的教育培养。
这其中的第一条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放在朱元璋身上，是很以身作则的。早年他还不是皇帝，刚刚扯旗造反的时候，就很重视日常的学习充电。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按《明史》的说法叫“令儒者陈说古人书义”，即身边的文臣谋士给他讲课，主要讲历史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国的历史，目的也很简单，现学现用，什么招数有用学什么。他最感兴趣的人物是刘邦，学的最多的是刘邦，从待人接物到战策谋略，好多都是有样学样。等着大明朝建国，当年给他讲课的儒生，大多都成了明朝开国重臣，比如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长，以及明朝首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大名鼎鼎的军师刘伯温。而这种战争年代的学习方法，也以制度化的方式保留下来，变成两种贯穿明朝兴衰始终的常用教育制度经筵和日讲。
所谓“经筵”，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文史研讨会。即由皇帝召集文臣，探讨读经史子集的心得体会。这项活动并非明朝首创。之前的几个朝代也都有。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的时期，应该是“经筵”活动举行最为频繁的时期。战争年代尝到听课甜头的朱元璋，对这种上课方式钟爱有加。而且战争年代文化低的朱元璋，在课堂上主要是听别人讲，而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则喜欢跟人探讨，按照《明史》的记录，刚登基时的朱元璋，“经筵”几乎天天开，每天都召集文臣儒士前来，探讨历代治国的兴亡得失。后来工作忙了，可“经筵”还是放不下，隔三差五就要开一次，不但听别人讲，更自己发表意见，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大学》《尚书》《周易》《唐律》，不但探讨学术内容，更古为今用，商讨治国政策，明朝开国后许多律法的制订，乃至教育，军事，外交等制度的确立，都是这么探讨出来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件事是，正是一次经筵时，有文臣提出了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称视君如寇仇”的观点，引得朱元璋大怒，当场大骂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现在，我肯定砍了他。孟子本人，当然没被朱元璋砍了，但孟子的像，却被朱元璋搬出了孔庙，他几千年配享孔庙的资格，就这样被朱元璋取消了。
但总的说来，朱元璋时代的经筵活动，对于明初各项国家政策的制订，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尤其是当时明朝历经战乱，百废待兴，通过经筵，可以探讨历代治国的得失，商讨正确的治国策略，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公费教育政策，乃至国民福利政策，许多都是通过经筵得以确定的。同时，经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官员选拔会”，许多名列《明史》，以治民着称的“循吏”，都是通过经筵崭露头角，得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从此青史留名的。在朱元璋身后，从建文帝朱允炆到宣德帝朱瞻基时期，经筵皆是当朝帝王重要的政治活动，然而，那时候的经筵，在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每年搞多少场，每场搞多大规模，每场在哪里讲，多长时间搞一次，全凭皇帝自觉。当然，那几位皇帝也很自觉。
而到了朱元璋的重重孙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的时候。经筵，终于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而这件事情的促成，却是因一起“偶然事件”，先是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命阁臣杨士奇起草诏书，宣告皇太子朱祁镇出阁读书，谁知诏书前脚刚下完，后脚朱瞻基就驾崩了。年仅九岁的朱祁镇仓促即位，虽然身份从“太子”变成了“皇帝”，可教育工作还是不能放松，于是杨士奇就上奏说：皇帝接受教育，与太子和亲王都不同，应该命礼部详细的制订规则，以“经筵”为方式进行。明英宗准奏，于是经筵，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每月三场，分别是当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三天，地点在文华殿，讲课的讲案，要设在皇帝坐的御案稍东，早晨先由司礼监的太监呈上当日要讲的经书，书是《大学》，经是《尚书》，两书都要放在御案上，《大学》放在御案的东侧，《尚书》放在御案的西侧。每次讲课，设讲官俩人，要提前写好讲义，预放在讲案上，是日早朝过后，皇帝亲临经筵，三师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礼，由鸿胪寺官引导依次上殿。两个讲官一东一西出班，先给皇帝行叩头礼，然后伺候皇帝听课的展书官，上前帮皇帝把书打开，等讲官讲完了，再由展书官跪着上前把书合上，等着讲课结束后，皇帝还要御赐大臣酒饭，各官员先行叩拜礼给皇帝，然后到左顺门吃饭，吃完后回来再向皇帝行谢恩礼。一场经筵才算结束。且不说听课的辛苦，就这套前后的繁文缛节，也足够把人累的够呛。
虽然累的够呛，但对于参与的官员来说，经筵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参与经筵，得够品级。主持经筵的，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勋臣，都是朝廷的重量级人物，而经筵的讲官，则主要由翰林学士充任，担任讲课的翰林学士，也基本属于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很可能就是国家的顶梁重臣，比如朱祁镇执政的第二个时代天顺年间的两位内阁重臣李贤和彭时，便是朱祁镇九岁登基时的经筵讲官。所以，在参加经筵的这件事上，大臣们既相当有兴趣，又相当积极。
大臣们有兴趣，可皇帝们，却是越发的没兴趣。事实是，当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模式确立后，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参加经筵的次数与态度，却是一代不如一代。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以及孙子明孝宗朱祐樘两代执政时期，尚能保证经筵的如期举行，可朱见深参加经筵时，就已经越发没有积极性，按照《明实录》的说法，他经常无精打采的听，听完了连话都懒得多，如此消极，连大臣们也看不下去了，御史陈音就曾上奏说：皇上您参加经筵，不能光听我们说，您也得提问题啊。再到后来，经筵举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应该按时举行的经筵，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取消，按照《明史》的说法就是“进讲之日少，辍讲之日多”，皇上也学会旷课了。
而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后的皇帝，不但逃课，而且还学会了逃学。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破天荒的规定，把每月应该三次的经筵，减少为每月一次。之后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还曾下旨取消经筵。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更过分：本来经筵是每个月三次，他改成分“春讲”和“秋讲”，每年讲两次意思意思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