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第七章 辽东乱，血战威海卫_三、覆灭，悲壮的结局
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4天，没受到清军任何阻击；威海南帮炮台半天内陷敌，威海卫城的清军在日军进攻前弃城而逃，北帮炮台的士兵哗溃，没放一炮即拱手让敌；北洋舰队驻守威海半个月，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代理管带杨用霖等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无论是日军的狼子野心，还是清廷的软弱无能，总之，北洋舰队的悲剧就这样造成了。
日军在荣成登陆后，清廷曾发布上谕：认为我海舰虽少，但铁甲坚利，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致电李鸿章，主张“就现有铁舰快船四五号，疾驶至成山头一带，顷刻可到，袭其运兵运械接济船及游弋之船，得利则进。如彼大队来追，则收至威海，船台相依，倭必受伤。”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也认为与其安坐以待围攻，不如迎头痛击。但李鸿章却命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他答复朝廷说：海军船少，很难远出冲击，只能在口内与炮台配合，才有可能保住军舰，守住港口。
结果，北洋舰队把家门口的制海权也拱手让给了敌人。
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经说过：“当时如能实行丁（汝昌）之意见，则我军登陆甚为危险。如丁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然而这一切只能是事后分析，为时晚矣。其实，在这悲壮的结局未到来之时，清廷的很多举措都在一步一步引出这样的结局。
早在白马河激战的第二天，即1895年1月26日，旧历大年初一，清廷就曾派出所谓的议和全权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求和。
张荫桓，广东南海人，时任户部左侍郎，曾经出使过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邵友濂，浙江余姚人，时任湖南巡抚，曾任驻俄钦差大臣，并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铎一起参加过中俄谈判。
两人于二十几天前奉旨议和，各自交接好职守动身前往上海，早在十几天前就会合了。然而上海各界群众对清政府派使乞和非常不满，匿名揭帖，反对议和，要求坚持抗战。清政府因此犹豫不决。但如今日军已登陆山东发动进攻，清廷不敢再耽搁，电令两人东渡赴日。
日本政府早就着手草拟媾和条件，但这些条件一直作为绝密，除了伊藤总理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外，几乎没有第三者知晓。直到大清的两位全权大臣从上海启程后，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奏明媾和要点，部分阁员及大本营的高级幕僚才大体了解了政府的和谈条件，但一直作为绝密，不允许向外透露一个字。
御前会议后，伊藤总理又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作了一番密谈，两人都认为目前和谈条件还不成熟，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北洋舰队还没有覆灭，中国政府未必真心议和，如果议和不成，却把和谈条件传播了出去，那样就被动了。两人最后商定，中国谈判代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全权，可以从这里做点儿文章，使谈判中断，以等待对日本最有利的时机。
张荫桓、邵友濂从上海出发五天后到达广岛，立即接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清廷全权大臣谈判，明天上午11时将在县署会见。
第二天上午11时，中日两国全权大臣会晤于广岛县厅。
按照惯例，彼此首先查阅对方的全权委任书。陆奥宗光仔细查阅光绪皇帝的诏谕，其中有句话说张邵两人“经商一切事件，要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他立即抓住了把柄，说：“一切事件都要电达转奏，这还算什么全权大臣？分明没有谈判诚意，只不过是想探听我国政府意见。”他要求中国全权大臣尽快提供是否真正具有全权的书面答复，并宣布第一次谈判结束。
然后，中日继续谈判，中方代表提交书面答复，说明皇帝已经授予全权。然而日方根本无意讨论这个问题，本来这不过就是个借口。伊藤博文也没打算与中国代表谈判，而是侃侃而谈，发表起演讲来。中国使团尚未说一句话，就受到了这番刻薄的羞辱。
而且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不容中国使臣辩解，立即宣读了一份早已备好的中止谈判的备忘录，明确表示：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能与没有全权的中国钦差进行谈判。因而，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得不宣告此次谈判至此停止。
中国的两位全权大使认真做了种种谈判准备，万没料到日本会因委任书的问题而如此坚决地结束谈判，他们恳请如果因为所携全权委任状有不完备之处，可电请本国政府授予更完备的全权，希望能继续谈判。日本则毫无商量的余地，让他们立即退往长崎，等船归国。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中国使团退离会场即将出门时，伊藤博文却把中国使团随员伍廷芳留下。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伊藤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赴天津时与之相识。
伊藤说：“足下归国后，请将我的衷心之言转达李中堂，使李中堂完全谅解此次我们拒绝与中国使臣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乱成性，不愿和平。如果中国真正希望和平，能够任命具有相当资格的全权使臣，我们对于再开谈判，当不踌躇。”
伍廷芳表示感谢之意后，问道：“为充分了解阁下的真意，请阁下明言，阁下是否对此次来日的中国使臣官位名望有所不满？”伊藤立即否认：“不是，我政府素来不论对任何人，只要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者，即可与之谈判，当然其爵位名望愈高，对谈判愈为有利。例如任命恭亲王或李中堂担当此项任务，最为适宜。”
这当然不是伊藤的即兴之作，而是事先谋划好了，目的是既断然拒绝谈判扫了大清的面子，又不至堵了和谈之路。
日本借口广岛是军事重地，不准敌方人员滞留，要求张荫桓等人早日出境。张荫桓、邵友濂等人乘船驶往长崎，通过美国驻日使馆向清廷电报被拒的情形，清廷回电表示国书可以修改，使团要留在日本以便继续谈判，但日本不答应，再下逐客令。
2月12日，使团在长崎登船回国。使团主要随员头等参赞伍廷芳，目睹中国使节备受污辱，感慨万分：“我们的将卒如果能奋勇于疆场，不容日军猖獗，何致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关键在将领与士兵！和局易成与否，也关键在战争之胜负判也！”
的确，只有双方实力相当时，在谈判桌上才有资格讨价还价；当一方屈辱地乞求城下之盟时，那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除非在战场上他能够反败为胜。
悲情英雄丁汝昌，死后不准下葬
与北洋舰队休戚相关的海军将领们，命运更是跌宕起伏。黄海大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殉国，经远管带林永生中炮身亡，扬威管带林履中、超勇管带黄建勋投海殉国，济远管带方伯谦被军前正法；威海之战中，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扬用霖自杀殉国……中国近代海军，转眼间已是将星陨落。
丁汝昌更是悲剧人物。
他于1836年11月18日出生在安徽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取名丁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咸丰末年，举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后来又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年仅14岁的丁汝昌失去了双亲。
丁汝昌跟太平军还有一段不能忽略的渊源。
1853年，太平军攻破庐江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理想吸引了这个16岁贫苦少年，从此加入太平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861年，丁汝昌所在的太平军向湘军投降，他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军效力。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丁汝昌所在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后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此后，在“剿办”太平军和捻军中，丁汝昌所率马队纵横驰骋，捷报不断。
1864年，丁汝昌升为副将。1868年，32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加封提督衔，被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国内战事平息，朝廷动议裁减地方军队，淮军提督刘铭传决定裁减丁汝昌的马队，丁汝昌不满，刘铭传谋划“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得免杀身之祸。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终于耐不住寂寞，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总有办法安置自己，因此前往天津投靠。恰巧李鸿章正在筹建海军，就推荐他督操北洋水师炮舰，正式开始他的海军生涯。
1880年底，丁汝昌因为顺利将从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舰带回国，被赏“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正一品封典。
1882年，因率三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赏黄马褂；1883年，被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1888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赏加尚书衔，统率大小舰艇40多艘，步入他人生辉煌的顶点。
很显然，丁汝昌的辉煌离不开李鸿章。李鸿章作为他的上级，他必须听命；李鸿章作为他的恩公，他不能背叛。因此，在整个威海战役中，丁汝昌充满了矛盾与徬徨。处处被动加上丁汝昌对海军始终没有像熟悉当年的马队一样，导致整个舰队甚至整个民族，都因他的这个硬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在他手里全军覆没了，无论什么理由，都无法让世人尤其一力主战的光绪帝原谅。在他牺牲后光绪帝下旨没收丁汝昌的家产，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他的棺材加上三道铜箍，表示戴罪，并且不准下葬。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才为丁汝昌昭雪。
1910年，丁汝昌的灵柩才与魏夫人合葬于巢县青龙山侧小鸡山顶（现属无为严桥乡梅山行政村）。此后，丁汝昌的墓地被盗。掘墓人用炸药炸开坟墓，他的遗骸末腐烂，尚着黑色囚衣，无贵重殉葬品。盗墓者夜间焚化了丁汝昌的尸体。1984年，国家在山东威海建立丁汝昌事迹陈列馆，以表彰丁汝昌的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