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荣的背后——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
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北京城刚进入霜风凄紧的秋天，这天下午，六名人犯被押送到菜市口，在众多翘首观望的看客的注视下，六颗拖着长辫子的头被一一砍将下来。人犯的鲜血，喷洒在黄沙铺地的街面，不消两个时辰，这血迹便与黄沙一道，凝成了一些深黑的血块，慢慢被来往的车马卷起的沙石和垃圾淹没……
这六个被砍了脑袋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戊戌六君子。按照朝廷所宣布的名单，六君子的排名先后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
刘光第遇难时，他位于北京绳匠胡同的家离他受刑的菜市口近在咫尺，他的家中，只有老妻张云仙，妻舅张鹤林，以及几个未成年的儿女。刘光第虽然在京做官多年，但他平素不喜交游，不像同案的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既有众多追随者，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是以当慈禧发动政变，康有为等人纷纷出逃时，刘光第之所以呆在家中，一则在于他相信自己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问心无愧，不用逃;其次则在于根本没有人帮助他逃亡，是以不能逃。这样，当刘光第蒙冤诏狱，作为政治犯处决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遗孀和孤儿所面临的惨状：这个贫困的家庭，倒下了这根惟一的顶梁柱。因此，到底是谁为刘光第承办了后事，把他一家老小及其遗体从紫禁城护送回老家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相当长的时间里，乃是哀荣背后的玄机。
一直有一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说法，那就是所谓侠客大刀王五为刘光第料理了后事，并派徒弟护送刘的灵柩回川。大刀王五在清末民间有侠名，热心政治，与谭嗣同交往甚深。据说谭在获知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后，曾打算请大刀王五率徒冲进大内，谋杀慈禧;谭在狱中留下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所谓两昆仑，按一些学者解读，即指大刀王五和康有为。不过，不管谭嗣同与大刀王五之间有着怎样的密约，刘光第与王五却没有往来，而为刘光光主持后事的，也不是大刀王五，而是刘光第的四川同乡乔树柟。乔系四川华阳县人，在京任学部左丞，是刘光第不多的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当时在刑部任职的唐烜，算是刘光第的同事，亲眼见证了六君子被难，他以白描手法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云：“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这个乔公，即乔树柟。所以大刀王五之谓，不过小说家言耳。
按照彼时惯例，凡是被处以斩首之刑的人，家人总是要用金线把已然和身躯分家的头颅缝合起来。刘光第的遗体是否也作如是处理，史料阙如，不敢妄断。不过，笔者曾在富顺文管所见过一张拍于20多年前的旧照片，乃是当年把刘光第的坟从赵化迁往富顺县城时所拍。照片显示，刘光第身首异处，头颅形状还十分完整，甚至隐约能看出其表情的坚忍。后来，着名雕塑家叶毓山为刘光第创作了一尊铜像，可能也是受此照影响，叶的铜像也抓住了刘光第临刑前的那种刚毅与不屈。
在乔树柟等人的张罗下，刘光第的家小及灵柩从北京动身，踏上了迢遥的返乡之路。
运载刘光第灵柩的船只进入四川后，沿途百姓纷纷到江边致祭。在怀德镇到赵化镇的最后20来公里河道上，自动加入到拉纤者队伍的乡人多达数百名。至于刘光第的桑梓之地赵化镇，早在刘光第的灵柩抵达之前，就举行过盛大的悼念活动。腊月初八，刘光第灵柩抵达镇上后，这座边远小镇人民公祭刘光第的活动推向了高潮：船抵赵化中渡口码头时，大炮九响，鞭炮齐鸣，家家披麻，人人戴孝，哭声响成一遍。在两匹超长白布的围绕下，家乡父老牵引灵柩，绕行全镇一周。游毕，停放于隆兴寺――这里距刘光第早年读书的学堂仅有数步之遥。初十晚，公祭仪式正式举行，由秀才蓝瑞图主持。蓝先用悲怆的声调朗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接着宣读了祭文。这篇祭文，既有对刘光第忠君爱国却惨遭杀害的同情与崇敬，更有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愤怒和指斥：
彼苍者天，忠义何罪?
歼我哲人，邦国其瘁。
哀我民思，罔知所屈。
汉唐遗秽，邦国其坏。
沟壑能填，白刃已蹈。
强固曰命，正气浩浩。
生而为英，死明众志。
光被四表，功流百世。
按一般的理解，刘光第乃朝廷钦犯，被杀头之后运回故乡，偷偷下葬即可，但赵化民众却为这个政治犯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公祭也罢，在由包括秀才、举人和乡绅及普通民众组成的公祭仪式上，竟然宣读了这么一篇痛斥朝廷――也就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的祭文，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令人费解的事情：难道这个小镇的人民就没想到过此举会触犯朝廷，会为当事人惹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吗?对这种以公祭为名，实为批判政府的行为，当局又将如何处置?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轻气盛的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而下在刑部狱中时，他认识了在这座监狱里当了大半辈子看守的刘一鸣。刘一鸣和汪精卫闲聊时，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六君子被捕入狱后的种种情形，这也与包括《清史稿》在内的诸多典籍的记载相吻合。从狱中之表现，我们不难分析出刘光第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在这场飞来横祸中的无辜与无奈。
从逮捕到处死，刘光第等人在狱中关押了四天。六君子分别关在两间囚室。其中，杨锐、杨深秀和谭嗣同关押一室，刘光第、林旭和康广仁关押一室。在狱中，刘光第犹自诵读《朱子全书》和《周易》，康广仁因受堂兄康有为牵联入狱，非常委屈，失声痛哭说，“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年轻的林旭闻听，笑不可抑，刘光第便转而安慰康广仁。刘光第之所以如此从容，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他相信不管是在刑部侯补主事上的十来年，还是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十多天;不论是作一个无权无位的小京官，还是因缘际会与闻维新国是，自己一向公忠体国，并没有一丝一毫之私念，更不要说叛逆与谋乱了;其二，按照祖宗法度，入狱后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审讯，只要一审讯，那什么事情都能说得清楚的，大不了，就不当这个京官，“即罢归，固所愿也”。
刘光第以为将会有的把事情说清楚的审讯永远没有到来。久在刑部熟知审判程序的刘光第过于天真，他忘记了他遭遇的是一场诏狱。操纵诏狱的不是祖制和法律，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权谋：如果一旦审讯，显然会牵涉到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光绪。其中的玄妙，慈禧在处死六君子后的次日所发布的上谕中就不打自招地承认，如果走正常司法程序，那么就会导致“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然而，作为书生的刘光第，又如何能洞悉这其中的政治权谋?刘光第没有把他效忠的政府想象得那么坏，但他效忠的政府其实远比他的想象还要坏。这个合法的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其职责并不是要保证法律的公正，而是要保证最高当权者的个人利益。
斯时的朝野也看清了刘光第和康谭等人的截然不同。他们不但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党，甚至，刘光第和康有为根本就没有交道。据同为富顺人的宋育仁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鼓吹变法时，刘光第曾经和友人前去旁听过一次，但“闻其议，绝恶之，初未与通。”六君子下狱后，庆亲王奕劻也向当时预备参预会审的官员打招呼，“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君锐，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好友兼老乡曾远夫闻知刘光第死讯后，写了一首悼亡诗，更是直言不讳地认为，刘光第遭此大难，就是受了康谭的牵连：“不谋旦夕间，遽被池鱼殃……死后望昭雪，言之断人肠!”
刘光第及杨锐与谭嗣同等人的不同，慈禧未必不知道，但知道也于事无补。她必须处死这帮围绕在光绪身边噪动改革的人，她痛恨的不是改革，而是这些人以改革之名，竟然威胁到了她的核心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有应得”的谭嗣同必须死，无辜的刘光第也必须死。
今天的人可能会错误地以为，当时的维新派一定深得民心。其实，每一个时代能看清时局的人总是极少数，而芸芸众生往往属于盲视的大多数。一个令人喟叹的情节是，当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刑场时，周围那些踮起脚尖的看客，竟然有人向他们扔白菜梆子――这些白菜梆子主要扔向了谭嗣同，其次是康广仁，至于刘光第，谢天谢地，没有人把白菜梆子扔到他身上。显然，在这些扔白菜梆子的草民眼里，谭和康不是变法维新的改革派，而是理当千刀万剐的乱党;至于刘光第和杨锐，就像民间所谓痛脚连着好脚一样，是受了牵连而冤死的。――京师吏民尚如此认识，何况刘光第故乡的父老乡亲呢?
自古以来，忠臣蒙难都是最能引发人们同情之泪的。在传统戏文里，人们早就对忠臣蒙难的故事耳熟能详，而现在，这样一位蒙难的忠臣竟然就是自己的乡党，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邻居，故乡父老，焉能不闻风泣下，转而为这样的忠臣搞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悼吗?在对忠臣的缅怀中，这些偏远之地的升斗小民，他们最终收获的，将是道德上无与伦比的优越。
刘光第和他的老家赵化，以及更大范围的富顺、四川，一直有着割不断的亲情与乡情，他的人品与才华，一直为乡人津津乐道。
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清末，刘光第是一个少见的异数，这也是他的死，为故乡民众痛心疾首的原因之一。乡人每说及他的死，总有一句义愤之语，叫作：“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刘光第的同乡王抡三升为员外郎，有别项进款三四千金，主动提出与刘平分，刘光第却“不敢受”;刘光第升为军机处章京，外地进京的某省藩司按惯例送来一笔钱，刘光第也断然拒绝，来人很惊讶，说：“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此外，“每年军机处同僚按例可分五百金以上，而光第亦分文不取。”刘光第一家人在北京，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谋生，他本人“一布袍服，十年不易”，他的儿女“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家务全靠妻子操持，以致于不到40岁，就衰老得如同老妇人。抓捕刘光第时，“缇绮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可以断言，深受儒家道德化育的刘光第，他所坚守的乃是儒家的传统。他关心国家，为时局担忧，极主改革;由于在京师鲜有知音，他常常把对国事时政的批评写成长信，寄给远在故乡的刘举臣父子。甲午战争之后，他写下了数千言的条陈，希望国家改革，以图生存。但由于他本人级别不够，而别人又不肯代他上奏，这一条陈只能寄给刘举臣和家乡父老闲览而已。因此，可以说，刘光第虽然在京师做官，但他的思想，他的为人，他的品行，他的近乎固执的安贫乐道，却在故乡到处流传。一定意义上，他是故乡人――尤其是故乡读书人的偶像和骄傲。当这个大厦将倾的国家竟然把自己的偶像和骄傲斩首示众，家乡民众在悲痛之余，必然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深深的怀疑，所以才会发出忠义何罪的质问。
如果说，忠君爱国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是每一个故乡的平民百姓都能理解并被感动的话，那么刘光第对家乡的热忱则给予过他们见得着的温暖。刘光第在京师时，偶然得知他的发蒙老师李少崖年老失明，衣食无着的窘境，当即写信给刘举臣之子刘庆堂，希望他从每年给予自己的200金中，先拿出30金，送给这位孤苦的老人。故乡四川两次遭受震灾和洪灾，刘光第立即和同乡京官一道，筹措善款寄回故乡赈灾。
在故乡民众眼里，刘光第是一位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清官，是一位热心公益，时常照顾家桑梓的同乡，是一位曾经教化乡间，启迪后学的儒者，同时还是一位如同戏文里演出的忠君爱国却惨遭奸臣残害的忠臣，而原本与他们相距遥远的戏文里的忠臣，竟然就是自己看着他长大，看着他考取进士，看着他坐上木船远走京华的街坊邻居，这样优秀的人、亲切的人竟然被处斩，这到底是什么鸟世道?因此，赵化民众对刘光第的追悼其实既是在哀挽他们的偶像，也是在借以表达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同时还是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残酷现实的绝望。
刘光第被捕之前，曾经义愤地对友人说过，“吾属死，正气尽矣。”事实也正如他的断言，当这群希望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出瓶颈的知识分子被处死之后，后来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愿相信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他们不再对改革维新抱希望了。而在民间，就连最底层的民众也已经明白，为了保他人的江山而冒风险改革，乃至于把自己的脑袋也改掉，是一桩得不偿失的傻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闲坐一旁，冷眼旁观江山易主，王朝变姓。
至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对政治犯的公祭，是否会像我们曾担心的那样，招来当局的弹压呢?出人意料的是，政府竟然对此听之任之，既没有阻挠，更没有派兵抓捕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其原因，其实，在刘光第早些时候对时局的批评里就已经有了答案：“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不镇静。”如此盛大的公祭，地方官员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在这种“苟安目前，敷弄了局”的官风之下，既然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没有对此事有过任何批示，那么，地方官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没看见也没听见，而没看见也没听见的事情，也就相当于从来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