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法律内容及司法体系
清朝法律在“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满足自身的特点及现代社会的现实，制定出的法律内容和司法体系。
既体现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保障了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从而维护了清朝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需要。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但具体适用往往有一些改变。笞杖刑可折为板责，每10下折责4板，再除去不足5板的零数。
徒刑1至3年共5等，分别附加杖60至100，每等递增10杖。流刑2000里至3000里共3等，每等附加杖100。死刑仍为绞、斩两等，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执行方式。立决属决不待时，立即执行。监候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后，经秋审或朝审最终裁决。
《大清律例》对适用立决或监候的罪名都有明确解释，对“杂犯死罪”也有一些变通处理，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犯罪被判处死刑者，往往减等执行徒刑5年。
除以上法定五刑外，清朝还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军、发遣、迁徙、枷号、刺字等。充军创立于明朝，重于流刑，是将罪犯发配戍边，分为2000里、2500里、3000里、4000里、4500里等。
发遣为清朝新增，又重于充军，是将罪犯发配东北、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迁徙是将罪犯强制迁往千里之外安置。
充军、发遣及迁徙等罪犯可以带家属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许，终生不能返回原籍。
枷号是一种侮辱体罚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犯奸、赌博、逃军、逃流或窃盗再犯等罪，是让犯人带上重枷，在城门、衙门等公众聚集或来往之地示众。
枷重者达35斤，枷号时间由三五日至半年一年。刺字也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窃盗、逃军、逃流等罪，即在犯人的臂或面部刺以特定标记或发配地名、犯罪事由等。
清朝在继承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对刑罚适用制度有所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扩大自首适用范围。如康熙时的《督捕则例》鼓励逃犯“自回自首”，逃亡3次自首仍可免罪；嘉庆时规定，在监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归者，按原罪名减一等处置。
二是加重处罚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盗杀伤之罪，不分首从，一律按首犯论处。
三是实行类推报批制度。清律对唐律的法律类推加以限制，规定“断罪无正条”者，虽可使用类推，但必须上报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断。
四是化外人案件属地管辖。对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弃唐律分别适用属地、属人的原则，改为凡来降人犯罪者，依律拟断。
对于强盗罪，清律规定，凡是以强盗方式得到的财物，不分首从，皆斩；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侵犯城池衙门等行为，积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财与否，一律斩首示众；响马强盗，执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枭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盗行劫官帑、漕船，粮船水手行劫杀人等，也都斩首示众。
在经济立法方面，清朝入关以后，鉴于明末赋敛无度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明令废除“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加派，并仿效明制编订《赋役全书》，于1657年颁布，开始建立清朝赋役制度。
《赋役全书》主要内容包括：登记土地、人丁的等级与数量；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记载各地承办内廷及朝廷所需实物贡赋的种类与数量；确定地方所征赋税的分配与使用原则等。
康熙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速度的加快，农民人口大量流动，原来按人丁征税的赋役制度已难以保障。1712年下诏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定额征收丁银，今后再生人丁，永不加赋。
1716年，广东各州县率先实行“摊丁入亩”，把固定的丁银额按土地亩数平均分摊到田赋中，不再按人口征税。
至1723年，又将“摊丁入亩”之制推行到全国，从而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农民负担，废除了沿袭2000年的人丁税，削弱了农民的人身束缚。
1646年，顺治帝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同时，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
为了发展私营商业，清朝废除明末加征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贵族欺压掠夺商贾，以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1686年，还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监督商税的征收，管理市场物价，规范市场交易秩序。
1757年清朝规定“一口通商”，这唯一的通商口岸就是广州。外国商船只能至广州港停泊交易，由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船舶税和货税，总称关税。
当时严格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凡马牛、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都不准出口，而允许出口的丝绸、茶叶、大黄等也严格限制数量。
此外，清朝还规定，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垄断代理商行“十三行”进行，由它充当外国商人的全权代理人，包销进口商品，代缴关税，采购各类出口商品。
十三行行商既是外商在华行为举止的保证人，也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人，外国商人的一切请求均由行商转达，而中国官府对外国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传达。十三行还在广州城外开设“商馆”，供外商作为来华贸易的办事处和住所。
以上诸项海外贸易立法，束缚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开展，阻挠了中外正常贸易的进行，影响了社会经济顺利发展。
在行政立法方面，在清朝行政管理体制中，皇帝仍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军政事务由其“乾纲独断”。
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和臣下结党营私，清律严禁宦官参与政治，严禁大臣交结朋党及内外官交结，犯者按“奸党罪”处斩。在皇帝之下，仿明制设内阁，代拟批旨，呈进奏章。
内阁大学士名额不定，康熙时多用满汉大学士4员，雍正时6员，乾隆时增协办大学士一两员。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但实权远不及明朝，仅仅具有上传下达的职权。
在内阁之外，还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等辅政机构。雍正即位后，因西北用兵而设立军机处，取代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侵夺了内阁的部分职权。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只服从皇帝命令，是清朝君主专制极端化的标志。
内阁与军机处之下，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下置郎中、员外郎等属官。六部长官对皇帝负责，只能奏请皇帝颁发必要的诏令，无权向地方直接发布命令。
六部之外的院、寺、府、监均有较大裁并，九寺只剩下审理刑狱的大理寺，管理祭祀的大常寺，管理马政的太仆寺，以及管理典祀筵宴朝会的光禄寺和鸿胪寺；五监仅剩下掌国学政令的国子监；只有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翰林院仍维持明朝时的地位。
地方政权机关分为省、道、府、县4级。明朝临时派遣的督抚已成为固定的省级长官，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但必须秉承朝廷指示行事。布政使和按察使失去了明朝时行政上的独立性，成为隶属于督抚的分理地方民财和刑狱的两个机关。
省下设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负责联络省与基层的关系，由道员主管政务。道下设府，由知府主管行政、经济与司法等事务。
与府平级的机构有厅和直隶州。府下设州和县，州置知州，县置知县，由中央直接派遣。县下设有征收赋税钱粮的里甲和防范盗贼的保甲。
在职官监察方面，清朝基本沿袭明制，中央仍以都察院为监察机关，长官为左都御史。为了集中皇权，将六科给事中并于都察院。
六科给事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纠弹，使监察机构实现了一体化。当时有科道官密折言事制度，将军机处以外的所有机关和官员都纳入监察稽违的范围之内。
1690年，康熙令左都御史为议政大臣，参与朝政决策，充分发挥科道官作为皇帝耳目的作用。地方则由省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和省布政使派出的“分守道”分别对府、州、县官员进行监察，同时废除了巡按御史制度。
清朝的会审制度有所发展。除了从明朝的“九卿圆审”发展而来的九卿会审外，还制定了朝审、热审和秋审制度。
审理的案件主要是刑部判决的案件，以及京城附近发生的斩绞监候案件。热审的目的是加快笞杖刑案件的审理判决，疏通监狱，以防在暑热天气庾毙囚犯。秋审是清朝最重要的死刑复审制度，因为是在每年秋天举行而得名。
秋审审理的对象是全国上报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案件经过秋审复审程序后，分四种情况处理：
第一，情实：指罪情属实、罪名恰当者，奏请执行死刑。
第二，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3000里，或减发烟瘴极边充军，或再押监候办。
第三，可矜：指案情属实，但有可矜或可疑之处，可免于死刑，一般减为徒、流刑罚。
第四，留养承祀：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丁单情形，合乎申请留养条件者，按留养案奏请皇帝裁决。
[旁注]
化外人化外人即教化之外的人，古时指外国人。依据《唐律疏议》：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在明朝发生了变化，“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一律实行属地主义原则。
摊丁入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此后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对农民人身放松了控制。
牙行是我国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牙行一词始见于明朝。他们以经营牲畜、农产品和丝绸布匹等手工业品为主；也有居间包揽水运雇船的，称埠头。
十三行清朝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1685年开放海禁后，清政府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
斩绞监候是清朝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即对于那些尚有疑问或是有矜免情节的案件，则判处“监候”，称为“斩监候”或“绞监候”。被判斩、绞监候的案犯，不在当年处决，而是暂时监禁，留待来年秋审或者朝审再做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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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光绪年间，地方执法机构有个仁让公局，位于现在的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古安宁市中街偏东。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仁让公局在当时担负众多的社会管理职责。
当中包括：禁赌博、禁米店抬价、解劫匪、组织蚕业公司、暂停收谷等，解决不了的则呈交县署裁决。
仁让公局目前还完整保存有4通石碑，即禁挖蚝壳告示碑，禁牧耕牛告示碑、白鸽票花会公禁碑，即禁赌、四姓公禁碑，它们从侧面反映了仁让公局在基层政权管理中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