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的历史真相：带路党并非龚自珍之子
《清史演义》中在描写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写道：“圆明园中火光烛天，一个穿洋装的中国人在导引放火，恒祺问他是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这里说火烧圆明园给英法联军领路的人是龚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这里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引的路。《圆明园残毁考》：“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许多历史学家在讲这段历史时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带的路。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龚孝拱字橙，其父龚自珍。他精通满、蒙、藏及英语，学贯中西。他在上海给英使威妥玛当文书，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跟着威妥玛也到了北京。
看上面的资料、野史，可以证据确凿地说：这个龚孝拱给洋鬼子带路，又唆使洋人纵火焚毁圆明园，是参与抢劫、焚毁圆明园的最大汉奸。
可是，再看咸丰十年(1860)八月谕旨：“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咸丰并没有说给洋人带路焚毁圆明园的是龚孝拱。如果不是龚孝拱，那又是谁领着英法联军去烧的圆明园呢?
光绪年间人杨云史在其《檀青引序》中记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文丰为当时圆明园之管园大臣，知园不保遂投园中福海自尽，数名随从与他一同自尽。还有一种说法：“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旗人。”人们找出了李姓旗人这个“刁恶汉奸”。这时还没有人说是龚孝拱领着英法联军去的。说了一阵后，朝?不能允许满人带路这种对清朝不利的说法，于是变成了汉人带路。汉人龚孝拱在洋鬼子阵营里，于是直接就把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
还有这样一段野史来佐证这个观点。龚孝拱之父龚自珍为官清正廉明，对清朝的腐败及弊政不满，曾写《明良论》议论抨击朝政，满族官员借此参劾龚自珍，后龚在深夜暴亡。龚孝拱得到证据，知道其父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伺机为其父报仇。
真实的情形是，在火焚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僧格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英法强盗制定的万国公法中写道：“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英法联军就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这样，说龚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领英法联军去圆明园抢劫，就不能成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的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从整个过程看，还需要什么人带路吗?
晚清汪康年所着《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据汪康年记载，联军刚进入圆明园时，先期是有秩序而又“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登，络绎越墙而入”，终于演化成了联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劫掠行动。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侵略者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侵略者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火。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推波助澜。
英法联军罪恶固然是滔天一般，但我们对那些尾随在洋人屁股后面，参与了整个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国人又该如何评定?实是令人蒙羞，令人感到悲哀。
国人毁坏圆明园的意念和力量才是最为疯狂最为持久最为恐怖的。在1860年大火后的三四十年中，国人围绕圆明园的盗窃真是没完没了，值钱的物品偷光后，他们又将散落、埋没于土中的细碎宝物挖地三尺来搜寻，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国人这次来了个“利索的”。园内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从1940年起，圆明园内平山填湖开田种稻，湖山胜景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