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政治漩涡的妃子——珍妃

在清末历史上，除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妃子了。珍妃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情人，隆裕皇后最嫉妒的妃子，也是慈禧太后最痛恨的女人。她是维新变法中的弄潮儿，也是宫廷斗争中可怜的牺牲品；她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因多次违制而获杖责，她曾有过不同凡响的政治抱负，却因此而死于非命；她在幽禁多年后被投入冰冷的井水，却在死后享尽了连她自己都想不到的哀荣。虽然她只活了短短的25年，但在其逝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依然对她的故事津津乐道。每当人们游览至故宫，都会在“珍妃井”边追古抚今，为她和光绪的爱情落泪，为珍妃多舛的命运唏嘘，虽然这里早已物是人非，香魂远逝……

维新启蒙，师从汉人

十九世纪末的广州城，外商云集，风气开明。珍妃和她的姐姐（即后来的瑾妃）自幼跟随伯父长善在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长大。珍妃聪明乖巧，长相伶俐，很受伯父的宠爱。

在和伯父相处的过程中，她发现长善虽为满人，但是却特别喜欢中原文化，除了自己在闲暇时阅读经书之外，还喜欢与汉人当中的名士切磋交流，最常来内府的客人是于式枚和文廷式。

长善不仅与他们谈天说地，还特别礼遇、敬重这两位先生。

尤其是文廷式（光绪时被录为榜眼），长善尤其欣赏，深交之后，将年幼的珍妃、瑾妃交给这位具有开明的教育思想家管教。

文廷式不同于旧式官宦家庭延请的西宾，只教女学生读书，无非让她们初通文字，谨守妇德，更好地相夫教子，而文廷式则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文芸阁先生全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之最要之处是重视“小学”和“妇学”。他认为一个人是否可以成材，关键在于他在青少年时代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女性的教育也非常重要，读书不是男人的专利，还要“使妇人日以学问为乐”。

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仅局限于要求妇女和儿童受到同样的教育，还进一步提出若女性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她们就能够在与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提高孩子的素质，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因为人在10岁以前，最重要的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母亲，在社会风气和传统的压力下，十之八九都是文盲，她们对家庭以外的事情本来了解就很少，如果她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懂一点日常生活的基本礼节，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母亲了，更少有母亲有能力做到让孩子稍稍了解一点为学之道。

所以“妇学不明，则小儿之幼学己误”，孩子早期教育的不足是因为母亲受教育程度过低导致的。

文廷式让“妇人日以学问为乐”，懂“外事”的观点，一扫传袭已久的陈腐风气。这种从女性入手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思想，现代人看来是常识，而在提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清末，对年纪尚小的珍妃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

文廷式在给珍妃讲课时，珍妃立即发现自己的这位老师和以前伯父请来的私塾先生大不一样。

父兄的宠爱，师长的开通，使她并不像其他大家闺秀一般，谨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她的天性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压抑，而且还接受了不少文廷式有意无意灌输的维新思想。

原来，作为一名女性，除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生活，还有另一种更让人神往的生活方式，她内心之中为此萌发出丝丝激动。

千里姻缘，选为皇妃

光绪十三年冬，光绪皇帝在体和殿选秀女。在层层选拔之后，还剩下最后5名备选的秀女。

其中，有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还有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以及珍妃、瑾妃。

第一次来到皇宫内廷，珍妃的心情格外紧张。她在家就听母亲说起，选中皇后者，皇帝递如意；选中妃嫔者，皇帝赏荷包。光绪将如意递给了慈禧的侄女，将一对荷包，分别赏给了自己和姐姐。

图为珍妃画像

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历十月初五，礼部左侍郎长叙终于接到朝廷懿旨，册封他的两个女儿为光绪皇帝的瑾嫔、珍嫔，于是姐妹从已经相当开化的广州来到泥古不化的京师。

皇宫里的生活对珍妃来说，是既陌生又新鲜的。在这里，她听到了更多关于慈禧的传言。

宫人们私下里议论，同治死后，朝廷为什么没有从其下一代“溥”字辈当中选择继承人，而是选择了和同治同是“载”字辈的光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慈禧想继续掌握实权。

要知道，做了太后，就再也没有“垂帘听政”的资格，而且还要把权利移交给和慈禧本来就不和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这在慈禧看来是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因此，尽管民间颇有微辞，甚至还有一个叫做吴可读的文人以死相谏，希望朝廷能够立同治的下一辈为帝，但是谁都改变不了慈禧的意愿。

在选皇后这样的问题上，有了阿鲁特氏的教训，慈禧特别希望皇后是自己的心腹，这样既可以在管理后宫时少些障碍，又可以借此继续控制皇上。

珍妃听说，皇上在选妃时，原本是非常喜欢江西巡抚德馨的二女儿的，但是由于慈禧担心她将来和皇后争宠，干脆将德馨的两个女儿都打发回了家。

身为皇上，不仅不能独立地执掌国家朝政，甚至也不能为自己的婚姻做主，珍妃不由得对自己原本生得清秀的丈夫又生出许多怜悯之情来。

珍妃长得漂亮、天性聪明、又有才干。而且她初来乍到，还没形成那么多的人事纠葛，这位姿容曼妙，气质卓然的东方女性，是死寂的紫禁城里一束温暖的阳光。

年轻的光绪皇帝，本来就不喜欢由慈禧做主为他挑选的隆裕皇后，珍妃的出现，更使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爱情给予了这个入宫时年仅13岁的皇妃。

有些野史甚至宣称，光绪皇帝喜欢珍妃，是因为他生理上有缺陷，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所以对后宫诸位妻子都没有什么兴趣，并且曾经让长自己几岁的隆裕皇后颇有怨词。而年纪尚小的珍妃，还不谙人事，恰好是光绪一个不错的玩伴。不管这段传闻是否可信，光绪皇帝对珍妃的确有着特殊的宠爱。

珍妃平时虽然依礼制住在景仁宫，但是她不仅经常被允许和皇帝同居养心殿，还经常允许和皇帝一起吃饭。都是不满20岁的年轻人，珍妃活泼爱闹的性情使光绪有机会从皇帝的威严和公务的繁忙中偶尔挣脱出来。珍妃不仅擅长书画、下棋，而且还经常与光绪玩“易装”的游戏，女扮男装后的珍妃颇有几分飒爽的英气，光绪在开心之余又多了一份疼爱。

事实上，最开始，就连慈禧都非常喜欢这个俏丽活泼的小姑娘。觉得她身上有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赞叹她的欢笑给冰冷后宫带来的生气。珍妃心灵手巧，大字写得非常漂亮，这让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逢年过节，慈禧干脆让珍妃代自己写“福”写“寿”字，用它们来赏给大臣。宫廷里礼节繁琐，每逢祭祀或大典，请安、磕头的礼数数不胜数。与皇后屡屡出错相反，珍妃不仅一学就会，还做得落落大方，让慈禧在心里又添了一层满意，她甚至开始让珍妃在身旁侍奉自己批阅奏章了。

宫廷的生活虽然珠环翠绕，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但是清规戒律毕竟更让人感到窒息和压抑。

慈禧在得闲时也喜欢到中南海、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等处散散心。很多时候，她都会叫上珍妃，因为珍妃的天真无邪能为平素安静的皇家园林增添许多欢笑和快乐。

森严的皇宫终究容不下这么恣意的行为。自古美人招妒，树大招风。如果宠爱珍妃的光绪，关心珍妃的文廷式，能够稍稍提醒珍妃在皇宫生活的诸多禁忌，也许很多矛盾至少不会来得那么快。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珍妃来说，快乐是如此的短暂，接下来是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厉的责备和处罚。一直得到上天眷顾的她，命运却似乎从此开始转了个弯……

后妃不和，美人遭妒

光绪对珍妃的宠爱招来了隆裕皇后的嫉妒。隆裕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慈禧的内侄女，姿色平平，而且比光绪大三岁。

虽说民间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说，但光绪对这位太后派来监视自己的表姐绝无半点好感。

联姻除了给叶赫那拉氏家族带来荣耀，对于她本人实在是守活寡。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光绪常常陷入痛苦的思虑之中。如果依旧按照祖宗的家法来统治，不可能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态，而要在政治上有一星半点的改变，不通过老佛爷是根本不行的，光绪不过是老佛爷手中的一个傀儡。以隆裕的孤陋寡闻，根本不可能同光绪有共同的语言，更何况她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讨好太后上，她宁肯守活寡，只要能保住皇后的名分，只要能母仪天下，她绝不会对苦闷的丈夫有一丝的同情。尽管她自己可以把丈夫抛在一边，却不允许光绪把感情倾注到受到维新思潮熏陶的珍妃身上。对光绪的情感，隆裕还真有点曹操手中鸡肋的味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她于是把全部怨恨集中到珍妃身上。

隆裕的不满当然影响到慈禧，珍妃在宫中的位置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不久，珍妃私开照相馆之事就被隆裕皇后告发了。虽然是深宫，但是珍妃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乐趣她爱上了照相。当时，西方的相机已经传入国内，但还是稀罕之物。就像很多舶来品一样，许多国人对相机有偏见，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西洋淫巧之物”，而且认为相机会摄走人的灵魂，照多了就会减寿乃至死亡。可是珍妃毕竟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她对一切新鲜事物都非常好奇，于是，光绪二十年，珍妃将一架相机带进了宫中。珍妃不仅给自己照，也给别人照，还教会了光绪和不少太监怎样照相。除此之外，她还照了很多男装照。

我们从现存的她的许多易装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她是如何的兴味盎然，乐此不疲。清代后宫惯例，皇后每年例银不过2000两，妃不过300两，嫔200两，除了个人用度，还要拿出一部分打赏下人。珍妃平日不会计划，难免一年下来总会出现亏空。

她想到照相术在中国还是稀罕的事物，于是私下拿出自己的积蓄，让身边一名叫做戴安平的太监在东华门外开了一家照相馆，希望借此可以让手头宽裕一点。隆裕皇后无意中得知喜爱照相的珍妃居然在宫外出资开设照相馆，马上告知了慈禧。慈禧其实自己也非常喜欢照相，现存的慈禧的相片要比珍妃的多得多，她对照相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但是她对珍妃居然敢背着自己在外开店大为光火，“以为宫嫔所不应为”，认为珍妃仗着光绪喜欢，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这个老佛爷放在眼里，对珍妃开始大为不满，借口珍妃不守祖宗的家法，把她狠狠教训了一通，并将开照相馆的太监戴安平当场打死。

慈禧控制下的后宫是不能允许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的，光绪尚且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更何况珍妃呢？珍妃在宫中的地位，急转直下。有一次，光绪一时高兴，赏给珍妃坐八人抬的大轿。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偏偏被慈禧碰到了。慈禧不仅把珍妃痛斥了一番，而且为了警告珍妃，把轿子也给毁了。这件事本由光绪起，光绪得知后也很尴尬。因此，当隆裕为此事在光绪面前说起珍妃的不是时，光绪不由得大为恼怒，把怨气全撒到了隆裕的头上。据后来一位刘姓宫女回忆，光绪当时甚至动手打了隆裕。这样一来，珍妃不仅引来了隆裕的怨恨，而且慈禧知道以后，愈发觉得珍妃把皇帝带坏了。

过了不久，光绪用库存的珍珠和翡翠做成了一件珠光宝气的旗袍，偷偷送给了珍妃。不想珍妃私下穿着与光绪在御花园里散步时，竟然被慈禧撞见了。慈禧大为生气，因为凭着珍妃的等级，无论如何也不能穿着如此珍贵的服装的。慈禧不仅当即让太监脱掉了珍妃的这件外套，而且还杖责了珍妃三十下，慈禧就是要借此给珍妃点颜色看。

捐纳事件，无心之过

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大寿。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特许王公大臣、后宫嫔妃普升一级，珍妃和姐姐瑾妃当时还为嫔，于是也依例将在该年的十月晋升为妃。但是尚未等到正式册封，就发生了一系列让珍妃难堪的事情。

这一年，一个叫耿九的人，希望谋取粤海道官职，还有一个叫做宝善的人，希望出钱免罪，他们于是行贿了与珍妃较为亲近的两个太监：王长泰（王有儿）、聂德平（十八），都指望疏通珍妃之后，她能找机会在光绪面前美言几句。珍妃毕竟还太年轻，在太监的游说下，根本没有细想这种事情的严重后果，便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答应了替他人跑官。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谋得四川盐法道的肥缺。按例新官放任，后妃流苏簪二皇帝需要召见一次。

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曾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回答是在木厂，光绪惊讶之余，要求玉铭当场写下简历，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光绪大失所望，只好另下一旨，说明新授四川盐法道的玉铭，在皇上询问其公事时，大多都并不熟悉，不能再授予这个职位。

其实在清代，买官（即捐纳）并不是地下交易，而是政府许可行为。清代中国选官有三种途径：荫封，科举，捐纳。所谓捐纳，即平民通过捐纳财物来获得官职；生员可以通过捐纳财物成为贡生和监生；也可以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官吏通过捐纳财物可以晋级。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朝正式颁布了制度，以后历朝沿袭，且捐纳数额愈来愈大，由捐纳而得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明令禁止。

很多着名的人物都是由捐纳走向仕途的，着名文人李慈铭，洋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郑观应、薛福成，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他们中甚至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杨深秀，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等等。

清代的捐纳和现代人理解的“买官鬻爵”还是有所不同的。

但珍妃却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以慈禧、李莲英为首的利益集团。《国闻备乘》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乌布”，是满语中差事的意思。

在清代，各部郎中以下的官员，凡实际负责办事之人，都称为“乌布”，是较为低级的官员。

慈禧想帮李莲英为其四个养子说情谋官，结果都被刑部尚书以“补缺当遵部例”的理由给驳了回来，而且只肯给“乌布”这样的低级职位。而同样性质的事情，珍妃却通过光绪为他人谋到了清代为正四品的“道员”职位。这件事情被人揭露出来之后，使得慈禧对珍妃极为厌恶。

袒而杖之，备受屈辱

连续发生的变故，像噩梦一样缠着珍妃。惊魂未定的她，原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同年，隆裕皇后也想在光绪面前说情，为舅舅谋福州将军的缺。为了保证事情万无一失，她想到光绪最宠爱的是珍妃，便希望珍妃为她出面。珍妃出于各种考虑，认为自己不方便出面，于是对隆裕皇后说：“谁去说都是一样”。对珍妃的回绝，隆裕大感意外，认为珍妃根本没有把她这位“六宫之尊”放在眼里，不由得恼羞成怒，跑到慈禧那以恃宠卖乖、欺压皇后的罪名告了珍妃一状。慈禧听后勃然大怒。隆裕皇后是自己的亲侄女，她能当皇后，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意思，不敬皇后就是不敬太后。

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甲午的战败以及近代史上着名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都极大地刺激着光绪。痛定思痛，光绪对维新思潮的热情越来越高，在言语中多次透露希望中国能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通过改革从此走向富强，这让珍妃也激动不已。珍妃素来深受老师文廷式维新思想的影响，在私下里与光绪讨论时，是倾向于希望光绪采纳主战派意见的，她支持光绪在国家治理上更多地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见。

时间一长，光绪、珍妃和慈禧的矛盾越来越深。也使他们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立起来。

不久，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志锐上奏光绪，公开批评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中没有尽自己的全力，对日态度过于软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说到李鸿章，目前有一种“很新”的观点，认为在战场上失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李鸿章能在谈判桌上争取到好结果。其实这观点并不新，列宁早就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问题是，由李鸿章创建并辖制的北洋水师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日之间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场殊死战斗了吗？那么多的北洋军舰不是在水战中被击沉，而是躲在威海卫被日军掠走，李鸿章对此难道就不该负一些责任吗？志锐对李鸿章的弹劾，既让珍妃钦佩，又为此举担忧。

因为珍妃非常清楚，李鸿章的消极避战，固然有他自己想自我保全的思想作怪，也跟慈禧的指示密不可分。一直以来，慈禧都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以夷制夷”利用日俄矛盾来对付日本越来越大的野心，不希望与日本产生正面冲突。另外，甲午海战失败也和军需银两被挪用修建颐和园有关。慈禧当年为了自己六十大寿，执意要动用海军军费重修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毁掉的圆明园，当时遭到了光绪和翁同极力反对，但是也无济于事。因此，现在志锐这份措辞严厉的奏章不仅得罪了李鸿章，实际上也得罪了慈禧。擅长权术的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光绪，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取代隆裕皇后、支持皇帝亲政。这个奏折触到了慈禧的心病。

光绪自4岁入宫始，就一直在慈禧的控制下。即使在所谓的“亲政”之后，掌管实权的依然是慈禧。不论是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定夺，还是主要官员的任免、考核、奖惩，都需要先请示慈禧。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不过是空有皇帝的虚名而已。

光绪后来推行变法，主观上固然是要变法图强，抵御外辱，客观上也会削弱慈禧的权力。这一敏感的话题使慈禧想到，至锐、文廷式胆量如此之大，无非是杖着珍妃的关系，珍妃如此胆大，无非是以为皇帝喜欢她。想到这里，慈禧对文廷式、志锐和珍妃充满了怨气。她于是借这个由头，对这三个人一一加以贬斥。

而李莲英在珍妃宫中搜到文廷式的书信，“内多指斥之辞”，遂下旨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将文廷式革职，赶出毓庆宫，永不录用；将志锐贬职，由礼部侍郎调任为偏远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慈禧认定珍妃想要取代自己钦定的皇后，决定严惩珍妃。

据当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的白姓宫女回忆：“后本慈禧之女，平日有对后不敬者，慈禧严刑责罚，谓正宫中体制也。今闻忤后者，乃素不善之珍妃，其愤怒之状，较之平日之十倍而不止。”当时慈禧居住在南海仪銮殿，她把侍奉珍妃的宫女、太监等叫到仪銮殿，当面询问珍妃平日的起居状况，“叱咤备至，凛不可犯”。

慈禧的严厉使太监非常恐慌，但仍坚持说珍妃平日恭谨，并无任何越理违规之处。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怀疑太监私下拿了珍妃的好处，为珍妃隐瞒了实情。于是命令掌刑太监杖责，打得珍妃宫里的太监皮开肉绽，但是那太监始终不肯招认。当时珍妃也被叫到一旁陪审，慈禧看撬不开下人的嘴，便把怒气全都撒到了珍妃身上，命掌刑太监掌嘴珍妃，逼珍妃招供。

珍妃出身名门，平日又深受皇上宠爱，何曾受过这种委屈，羞愤难当，但也没有说出让慈禧认定的罪状。

在《国闻备乘》当中，慈禧曾就买官一事责问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珍妃反唇相讥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一语戳中了慈禧的软肋，让慈禧气结于胸。

同治死后，本应从下一代的溥字辈中挑选新君，但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没有资格垂帘听政了……慈禧本来就理不直，珍妃的顶撞让她当场难堪。试想这紫禁城内，有谁能违背她的意志？于是下令对珍妃“袒而杖之，降贵人”。什么叫“袒而杖之”，说白了，就是脱了裤子赤身露体地挨板子，不仅肉体遭受酷刑，而且人格也要遭到极大凌辱。别说是在皇宫内院里，就是寻常百姓家有几个婆婆能跋扈到当众剥了裤子打媳妇的地步？至此慈禧仍不肯善罢甘休，还立刻夺了珍妃和姐姐瑾妃的封号，均降为贵人，同时马上要求光绪发布了正式的上谕，宣称此举是为了“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不久，慈禧设禁牌两块。一块专为珍妃、瑾妃而设，谕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平素装饰衣着，俱按宫中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违例，重责不贷。特谕。”为了帮助隆裕树立威信，慈禧还特意为隆裕做了一块禁牌：“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嫔妃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显然希望借此事帮助隆裕树立六宫中的绝对权威，借隆裕更好地管束珍妃。

此事涉及的人数众多，光前后打死的太监就有六十余人，一时间宫内气氛萧瑟。珍妃当天回宫后，“哀毁异常”，她心灵所受的伤害、摧残远远超过了肉体，对她来说就差一个死字了。

当时慈禧不想因此与光绪的关系弄得太僵，转而又送给珍妃八盒食品以示自己的宽大。

对珍妃来说，别说是八盒食品就是八十盒、八百盒也不可能抚慰一颗受尽凌辱、摧残的心……喜怒无常的慈禧到了第二天，突然下令到同豫轩去看看。

路上看到一个太监没有穿符合礼制的袍子便勃然大怒，命令随从杖责。但当时宫杖没有带在身边。慈禧余怒未消，居然命令下属用所乘轿的轿杆将这个可怜的太监打得死去活来。等到她到了同豫轩，才知道已经在那里候驾的皇后隆裕、珍妃、瑾妃都因听说慈禧今天又大发淫威而惊吓得昏厥过去，且“僵而不苏”。慈禧派人去瀛台告诉光绪，想看看光绪的反映。

光绪早就听说头一天的事了。对慈禧派来的人说：“死就死了。”并赌气地说即使都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再立后。

光绪的表态很耐人回味，本来是后、妃被吓昏，他却特意提到皇后，所谓不再立后的隐台词就是：即使皇后被吓死，对他也无所谓……虽然一年以后，恢复了珍妃的封号，但是她非常清楚，举步维艰的宫廷生活的开始。

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不允许弱者犯错，每一次大意都是致命的。珍妃从小的生活环境没有教会她怎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生活，没有教会她向强权低头、仰人鼻息的为人，也没有教会她察言观色、进退自如的做人。她的导师文廷式从小为她灌输的维新思想，而且她已经把这些都刻印在每根神经上，不像她的姐姐仅仅是听听而已。

珍妃的性格及思想倾向，既使她能同光绪情投意合，又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古老、枯朽、闭塞的紫禁城，容不下一个鲜活的、有生气的、有维新意识生命的存在。珍妃与慈禧更大的冲突面对中国政局凄风苦雨的不同选择，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戊戌政变，卷进漩涡

如果不是生活在波谲云诡的清末，如果清朝的气数未尽，如果西方列强没有穿过太平洋……珍妃的得意也好，失宠也罢，都不过是重复大多数后宫妃子拥有过的命运。我们还不妨假设：若她从此小心做人，且足够幸运，能为光绪带来皇子，说不定能够母以子贵，平安度过一生。

可惜，历史没有给珍妃留下这样的机会，而且珍妃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更为她的凄凉收场早就做了诠释。

据曾在宫中给慈禧当过两年侍从的德龄记载：光绪“聪明好学”，“通晓各类事务”，但慈禧在归政后依旧大权独揽、处处掣肘，根本不给光绪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仅在重大政事当中光绪要服从慈禧的意旨，即使是自己的家务事，他也未必可以做。

要让皇上摆脱慈禧的控制，比登天还难。皇帝要真正亲政，还需等待时机。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后公车上书，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还参与组织了“强学会”。这些维新派认为一个国家“变则存，不变则亡”，事物和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对的道理，今天不一定还适用；今天对的东西，明天也可能是错的。“时异久暂”，“是非递改”。所以，变法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开明国君的要务。

维新思想给珍妃带来了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从老师文廷式、丈夫光绪的言谈中听到的一些国家政事，也让她开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而她的丈夫光绪更在维新党人的鼓动下，燃起了重振朝纲的愿望。1898年，他重用康梁，给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赏加四品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并采取“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的办法，在尽量不得罪守旧派的基础上实施革新。

光绪每每在下朝以后，即到珍妃居住的景仁宫欣喜地告诉珍妃，慈禧是支持变法的。自己关于改革的章疏，上阅后送给慈禧披阅，都得到了默许，有的上谕，甚至是以慈禧的名义颁发到各省。甚至很多改革措施，是在慈禧的帮助下推行的。比如维新派提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朝中重臣屡有争议，最后军机大臣要求光绪请示慈禧，慈禧明确表示同意，八股取士的制度才正式得以废除。珍妃猜想心高气傲的慈禧也未必希望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而且名义上已经还政于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慈禧对变革，不会加以阻拦。

珍妃在情感上是同情维新党人的，也是支持光绪变法的，而且由于慈禧在戊戌变法之始的开明态度，让珍妃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行，“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她常通过志（至锐的弟弟）把宫中的一些机密消息告诉维新党人。但是珍妃多年来和慈禧生活在一起，她并没有自己丈夫这样乐观，因为通过过去的种种风波，她已经非常了解慈禧的脾气。

对于慈禧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权力，如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个强悍的女人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慈禧对革新的开明程度并不是像光绪所认为的那样，她对光绪是存有戒心的。细心的珍妃还记得，在公车上书后不久，慈禧就将自己的老师文廷式赶出了北京。

而戊戌变法一开始，慈禧就逼着光绪将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在甲午海战当中是主战的，在《马关条约》当中是反对割台的，他教育了光绪二十多年，不但是光绪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光绪最信任的朋友，文廷式、康有为等人都是他推荐的。

珍妃推测，慈禧此举无非是希望削弱光绪的势力，将来如果变法超过了预想，一切还都能在太后的控制之中。但是如果变法失败，迎接光绪和自己的，恐怕是比被贬斥的文廷式、翁同龢更悲惨的命运吧。想到这里，珍妃不禁为丈夫和自己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但是，光绪改革的热情很快就感染了珍妃，她已经顾不得想那么多了。但不幸的是，时局的发展证明珍妃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珍妃了解自己的丈夫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在光绪主张的变法建议中，有“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一条，他提出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代替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政体一旦改变，皇家的绝对权威将不复存在。即使光绪愿意，慈禧也不能同意。

果不其然，珍妃从光绪口中得知慈禧可能准备改立新君。闻此消息，珍妃心里万般焦急，假如光绪被废，她在宫中惟一的保护人都失去了，她将面对的又是怎样的凄风冷雨。光绪更是心中万分焦虑，谭嗣同等虽有治国方略，却手无兵权，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利用袁世凯的新军来保护光绪。

康有为于是对光绪进言，天子手无寸兵，难以举事，不如召袁世凯入京，利用他手中的军队逼慈禧退位……就这样，当年的八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授意下，光绪三次召见袁世凯，于第三次召见时赐袁世凯以密诏，表明自己准备废黜慈禧、诛杀荣禄的决心。

珍妃对这个办法虽然心存惶恐，但是她又何尝不希望对自己异常狠毒的婆婆慈禧能由此被废黜呢？对光绪的决定，她每日都很担心，但又在心里祈祷政变能够顺利完成。可是，维新派并没有把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光绪。康有为曾私下里和同党商量：“奏之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他们准备对皇上之说兵谏慈禧，逼其退位，但是暗地里希望借新军包围颐和园、继而杀掉慈禧。维新派和光绪、珍妃都高估了袁世凯。他在答应了光绪的要求之后迅速投奔了荣禄，荣禄随即告诉了慈禧。

珍妃和光绪不久得到了消息，但此时两人都已经无计可施。慈禧当然恼羞成怒，立即囚禁了光绪皇帝，并以最快的速度对维新党人进行反击，戊戌变法变成了戊戌政变。珍妃参与戊戌变法，使慈禧大为愤恨。宫中的禁牌还未褪色，这个“不守本分”的妃子又开始和她对抗。

在将光绪幽禁在瀛台之后，珍妃也被慈禧幽禁起来，关在一个叫做北三所的地方，她不仅再也见不到光绪，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

她身边的多名太监，因为为她通风报信，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被慈禧严厉地处分。

重则死刑，轻则“板责”、“枷号”。其中一位叫做戴恩如的贴身太监，被慈禧斥为“干预国政，搅乱大内，来往串通是非”，在处分当天就被活活打死。

慈禧对太监最是残忍，为了加强对太监的管理，宫里曾设了专门关押太监的监狱，叫“慎刑司”，还在慎刑司里设立了一种“气毙”之刑：就是把犯了错误的太监，用七层蘸湿了的白棉纸，将口、鼻等“七窍”封起来，然后再用刑杖打死。

戊戌变法后，慈禧就用这种“气毙”之刑处死了许多珍妃宫中的太监，手段及其残忍。慈禧最后宣布，任何人都不得为幽禁中的珍妃传送信息，如果违例，就地正法。凄惨的冷宫生涯对锦衣玉食多年的珍妃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

但是更残酷的是要面对变法失败的结局。她惦记自己的姐姐瑾妃，瑾妃为人谨慎小心，却多次因为自己受到连累；她牵挂自己的丈夫光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责罚，也许两人永无见面的可能；她恨两面三刀的袁世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卖了皇帝，出卖了变法，出卖了国家振兴图强的事业；她甚至有些埋怨维新党人，书生意气，不仅没有能够实行改革，反而将她和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她知道慈禧不会放过自己……虽然慈禧有意隔绝珍妃与外界的联系，但她还是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消息：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六君子就义菜市口。

最令她震惊的消息是，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慈禧发布了“招团御侮”的宣战上谕，让义和团的法术与西方列强的钢炮对抗。珍妃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深深地感到悲哀。

甲午海战，一个刚刚崛起的日本尚且不能抵挡，同时对多国宣战，古老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在慈禧的心中，国家、民众、疆土都不重要，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慈禧由过去的软弱突然转向强硬，并不是她觉醒了，而是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对英、美等国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予以逃跑的机会，对列强在废除光绪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十分仇视。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慈禧居然还相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法术能够克敌制胜，泱泱大国的政权所有者竟然如此愚昧，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冷宫中的珍妃又增添了一份伤心与焦虑。

珍妃之死，众说纷纭

关于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都语焉不详。野史和口述史料的记录详细，但可信度不及正史，且版本很多。野史和口述史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珍妃是自己投井还是太监崔玉贵在慈禧的命令下将其投入井中的问题上。野史与口述史料相比，口述因为亲历或从亲历者口中听到，相对可靠。

珍妃之死流传最广的两种版本是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的叙述。他转述了小德张的回忆。

据他回忆，小德张谈起珍妃时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上了便装。各宫妃嫔陆续到来，光绪皇帝也由瀛台过来，换上了青衣小帽。这时，老祖宗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此时的珍妃已被囚禁了整整三年。

不大一会，珍妃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了。老祖宗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皇阿妈，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不同意，仍然叫她走，珍妃跪在地上就是不走。慈禧于是叫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扔进了井里。

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珍妃出天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是农历七月十九日，此时根本不是闹天花的时候。天花病毒同其他病毒一样怕热不怕冷，流行的季节往往在冬春之时，如豫亲王得天花是在顺治六年三月，顺治出天花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进京给乾隆拜七十大寿的班禅六世是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出的天花，而同治出花是在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

本来天花就不是七月的病症，而且史书上也没有庚子年七月北京地区流行天花的记录，然而在这份口头史料中却出现了天花。

笔者以为：一种可能是囚禁珍妃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冷宫，过于阴冷的环境，给天花病毒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另一种则是慈禧为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借口，因为珍妃生了天花没体力逃难，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口述实录中，太监唐冠卿是这样说的（他自称目睹了珍妃坠井的全过程）：“庚子七月十九日，联军入京，宫中惊惕万状，总管崔玉贵率快枪队四十人守蹈和门，予亦率四十人守乐寿堂。

时甫过午，予在后门休息，突见慈禧自内去，身后并无人随侍，私揣将赴颐和轩，遂趋前扶持。乃至乐善堂右，后竟循西廊行，予颇惊愕。启曰：‘老佛爷何处去？曰：‘汝勿须问，随予行可也！及抵角门转弯处，遂曰：‘汝可在颐和轩廊上守候，如有人窥视，枪击勿恤。予方骇异间，崔玉贵来，扶后出角门西去，窃意将或殉难也。然亦未敢启问，少顷，闻珍妃至。请安毕，并说老祖宗吉祥。

后曰：‘现在还成活么，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语音渐微，哝哝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俩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玉贵，贵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人，亦逼迫我耶？贵曰：‘主儿下去，我还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予聆听至此，已木立神痴，不知所措。忽闻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想珍妃已坠井矣。”从以上两段口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珍妃之死与一名叫做崔玉贵的太监很有关系。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崔玉贵就成了内宫的护卫，负责带领小太监日夜巡逻后宫。这是个极重要的差事，可见慈禧对他的信任。

从目前搜集的文献看来，珍妃确是被强行推入井中，而不是像某些民间流传的那样：自己投井身亡。因此，对于珍妃的死，慈禧和崔玉贵的确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图为珍妃井

身后遗事，让人兴叹

1901年，八国联军退军，慈禧命令珍妃家人将珍妃从井中捞起，装殓入棺。由于井口太小，打捞珍妃费了很大的力气，后由她的家人安葬于北京西郊的田村。

慈禧回宫后，开始对西方列强格外小心起来。为了能在西人面前好下台，崔玉贵当仁不让，成了珍妃坠井事件的替罪羊。他因此事被慈禧逐出了皇宫。害死皇妃这样的罪名，岂是简单的外逐可以了结的？可见慈禧并未真心想要怪罪他，不过是借他下台罢了。

果然，不久之后，崔玉贵又被慈禧重新招进宫中当差，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仅如此，1901年11月30日慈禧还降下懿旨掩人耳目：“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以示褒恤”，试图向世人表明，珍妃是为了免受洋人侮辱，而自愿殉难的，一个“皇贵妃”的封号就把所有的过错和宫廷的狰狞面目都给抹得干干净净。

朱诚如先生主编的《清史图典》第十一册中对珍妃之死有如下一段评述：“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出逃时，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后为掩人耳目，对外声称珍妃是由于‘仓促之中‘扈从不及而于宫内殉节，还煞有介事地表彰她为‘节烈可嘉，次年并追赠皇贵妃号‘以示褒恤。”应该说，以此评述作为珍妃之死盖棺定论之论是公正的，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当时最难过的，除了珍妃的家人，还有光绪。他早在出宫之时就得知珍妃坠井的消息。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却已是落魄之身。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由自己控制，更不要说保护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了。光绪虽然伤心，还要克制自己不能在慈禧面前显露得太明显，以免招来慈禧的厌恶。

在隆裕皇后去世后，已成为皇太贵妃的瑾妃，才将妹妹的灵柩迁葬清西陵的崇园妃陵寝。宣统退位后，在珍妃井北侧的怀远堂东间，瑾妃为珍妃设置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以示哀悼。

灵堂上供着珍妃的牌位，还悬挂一张匾额：“精卫通诚”，以此来追悼妹妹的早逝和褒奖其对光绪的忠诚。1924年瑾妃病逝后，也和妹妹埋在了一起。

崇妃园寝建于清朝末年，建成于民国初年。时光流转。珍妃，包括她挚爱的光绪皇帝，她又恨又怕、翻云覆雨的婆婆慈禧太后，她的姐姐瑾妃，她的对头隆裕，是非恩怨，都已经消失在岁月中。

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珍妃得到的惩罚实在太多。在她短短二十五年的生命里，皇妃的身份带来的痛苦远远多过荣誉，皇宫的规矩带来的屈辱远远多过给她的名分。她是怀着一腔仇恨离开这个世界的。

她恨那些出卖皇帝的告密者，恨那些为了一份钱粮像哈巴狗一样乞求太后训政的人，恨那些动辄以祖宗家法反对变法维新的人，恨那些把国家推进苦难深渊的人，恨那些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她恨不得踏平万寿山、填平瀛台四周的水……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她也许会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也许会有辉煌而又得意的后半生，但是历史已经永远不能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