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代治国，首重吏治
吏员清廉与否，实关国家安危。清入关伊始，就以明朝亡国为借鉴，从严从速整顿吏治，不断打击贪官污吏，吏风已见好转。圣祖承其后，以整肃吏风为要务，不仅施之于法，尤重“宽仁”，伴之教化、培育，倡导儒家修身之主旨，政治清明，荡涤明末腐败之风，再现清平政治。至康熙中期，已历50年，基本实现正本清源，拨明末之乱而踏上正途，从民风、士风，到吏风，为之巨变，特别是吏风之变，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给社会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有序地发展。清官、廉吏纷纷涌现出来，他们以清廉的作风和认真谋事的精神，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圣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南巡至山东济南，参观趵突泉时，提笔写下了“源清流洁”四个大字，这是说趵突泉的源头是清纯而无污秽，流出来的水也是洁净的。用“源清流洁”四个字来概括圣祖时期的吏治，亦无不当。
不过，在圣祖后期，以其为政“尚宽”，吏治变得松弛，已出现败坏之象，诸如贪污、贿赂、欺隐、造假等恶劣风气，又重新抬头，且有滋漫之势。圣祖虽有察觉，仍以一生主“宽仁”，不嗜杀而自慰。综观历代的经验教训，吏治稍纵即坏，坏而不治，便会引发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所说“官逼民反”，皆由吏治败坏而来！圣祖后期吏治松弛，若任其败坏，势必毁掉圣祖六十年励精图治的成就，将使社会发展的势头陷人停顿，以至完全中止。在帝王新旧交替之际，不能不是一个关键时刻，对新即位的世宗无疑是个考验。
世宗不愧是圣祖临终前选定的理想的继承人，得到圣祖四十余年的培养，在成年以后，又得到圣祖的言传身教，对圣祖为政的思想了然于心。他即位后，就按圣祖生前为政的思路，继承其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因时制宜，根据现实出现的新问题，做出新的决策，甚至也大胆改变不合时宜的做法，以实现圣祖的遗志。
雍正元年（1723）正月，正是传统春节的第一天，世宗做的第一件事（节日问安、行礼除外），就是发下他亲笔写的“上谕”11道，分别对各省总督、巡抚以下，至各州县官“训谕”，总计不下万言！仅此一事，已见刚即位还不到两个月的世宗就表现出勤勉为政的精神。他在位十三年，始终如一，未曾稍懈。圣祖临终前，留下遗命说：“皇四子胤稹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姑且不论世宗是否处处都像他父亲那样，但其为政勤勉而不懒惰，却是分毫不差的！在封建社会，作为帝王能始终勤于治国，节制逸乐，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之一。世宗精明强干，目光远大，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懈，推进圣祖开创的盛世继续保持着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世宗即位是当之无愧的。
世宗给各级官吏分别发下“训谕”11道，不可与平常的官样文章同日而语。他不仅表达了他的为政思想和治国原则，让所有官吏都知道；更重要的是，告诫和指导他们如何忠于职守，保持清廉，不得坏法。
他在给总督的“训谕”中写道：“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乃为称职。”特别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虚怀察访”，如确实为人清廉而有名节，又才能练达的，要任以要职，举此一人“可以风百”。现在，以善逢迎的指为有能力，以沽名钓誉者为贤人，甚至暗通贿赂，私下接受委托，使这些不法、品行不端的人得到推荐，“而朴实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受到压制，这哪里是正道呢？他指出，有些官员刚当官时，尚能保持清廉，而官当大了，则马上改变以往的操行，古人称为“巧宦”，这类人的内心还须问吗？他希望总督各官要“察吏安民，练兵核饷”，多做实事，不务虚名，秉公而不持偏，否则“国法森严”，是难以宽免的！
他给巡抚一级官员的“训谕”，强调：“吏治不清，民何由安！”痛斥巡抚营私舞弊，索纳贿赂，分肥人己，加征加派，“不恤小民之脂膏，但饱溪壑于无厌”。如此“积弊，尤为国法所不容者。”他给管理学校教育的督学官员的“训谕”，表达了对“兴贤育才”的渴望；给提督、总兵等武官，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给各省市政使的训谕，以其“任既重，责亦大”，要求尤为严厉，而实际上存在贪占、贿赂等腐败更多，世宗逐一指出，并洞察“弊源”，不烦“反覆谆且言之”，期待他们“悔且改也”，否则“三尺莫逭”！世宗训谕各省按察司，执掌大小狱讼，“民命所关”，必得“肃清纲纪，无致废弛”；他一针见血点明问题根源：“总之，病官、病民，悉缘贪黩”，即由贪污而来。如“因循不改”，“必置于重法”。他在给副将、参将、游击等将官的训谕中，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就是“营伍废弛，为害最大。”究其原因，仍为“将弁之贪利而废法”；一是冒虚粮而兵无实数，一是克扣月粮而兵有怨心。因此，上亏国家的粮饷，下盘剥士卒之脂膏，办理军务，不能廉正服众，谁肯用命！他警告他们：如“恣意逞威虐民生事，为害于地方，王法森严，决难轻贷！”
世宗向各省知府发出训谕，以其官处下层，“与民最亲”，着重说明，这一级官员为“吏民之本”，老百姓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关键是政治平和，诉讼合理。他鼓励知府官员以先代“循吏自勉”，如“徇私纳贿，不能率属爱民，贻害地方”，他不会宽恕的！
知州、知县官是国家基层官员，尤其值得重视，如世宗所训谕：“朕惟国家首重吏治”，州县官“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他是说，州县官是吏治的基础，虽说品级卑下，职任实属重大。他打了个比方：一个省的吏治，如同盖一座房子，督抚大员作为栋梁，司道官员就是墙壁，州县官就是“基址”。民为邦本。固邦本，就取决于吏治，而吏治之本则在州县。如州县的品行不端，就如同基址不立，那么，房子就不牢固。这又取决于州县官能否做到清廉自持，实心尽职。其中钱粮，关系尤重，一丝一毫一粒，都是百姓的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他指出，近年乱加“火耗”，粮银亏空，百姓怎能承受住？他严令禁止，如被发现，“必从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