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狗烹的牺牲品——年妃
出自汉军镶黄旗的年氏，如果不是年氏家族所在的佐领拨给了四阿哥，她未必能当上雍亲王的侧福晋，也未必能当上皇贵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偶然的调拨，不仅决定了年氏的一生，也影响了年氏家族其他人的命运。年贵妃天生不是搞政治的，婚姻把她卷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坛漩涡，当阴谋已经成为阳谋时，心力交瘁、不堪重负的她已经走在通往黄泉的路上……
联姻皇家，女人酸甜
按照清代的规定，每位皇子到一定的年龄都可以得到一个佐领作为他的仆从，四阿哥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得到年氏家族所在的佐领。那一年皇太子的叔外公索额图被皇帝幽禁，四阿哥已经感觉到皇太子遇到了麻烦。一旦皇太子被废，他本人谋求皇储的机会就到了。他当然知道，要赢得父皇康熙的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艰难，四阿哥还是暗中网罗人才，以便当机会到来时能全力一搏。
年氏家族就是四阿哥颇为关注的力量，年遐龄在康熙三十年以后步入官场，时任湖广巡抚，他的两个儿子年希尧、年羹尧都是难得的人才，其中尤其是年羹尧，绝对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是用得着的人。而年家在被拨到四阿哥门下后，整个家族自然同四阿哥的沉浮连到了一起。巧就巧在年遐龄还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四阿哥有心、年家父子有意，于是年遐龄之女就成了四阿哥的侧福晋。
侧福晋年氏同嫡福晋乌拉那拉氏（雍正即位后封为皇后）一样，都属于子嗣不旺的女人，乌拉那拉氏只生了一个皇长子，而且长到8岁就夭折了，年氏在进入藩邸后都10年了，才生下个女儿，不久还夭折了。
其实这能全怪她们吗？一大群年轻动人的王府格格（类似宫女）围着才进入而立之年的四阿哥，格格钮祜禄氏来到雍王府才几年就生下了弘历，没过几个月格格耿氏又生下弘昼。在大家族中，嫡妻没有子女倒也罢了，身为偏房的妻子如果也没有一儿半女，到老了就没什么指望了。弘历、弘昼的接连出生让年氏羡慕极了，而在羡慕之余，内心深处也不免泛出些许酸楚与苦凄，身为女人是很无奈的。
也许四阿哥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忙得连……然而到康熙五十七年之后，年氏突然受到四阿哥的关注，难道真的应了“久别胜新婚”的古话？她与雍亲王已经咫尺天涯相隔了好几年……紧接着她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儿子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1720年6月30日）生下福宜，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1721年11月27日）生下福惠，雍正元年五月初十（1723年6月12日）又生下福沛。年氏受宠若惊，对她来说，这的确是迟到的爱。
在年氏的心中，丈夫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成婚都快20年了，她始终猜不透雍亲王的心思。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储位久虚的现状，他从来都是含而不露。
塞翁得马，是福是祸
年氏突然得宠，同十四阿哥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有直接关系。十四阿哥率军西征，这就意味着在储位之争还必须考虑到军权的问题。雍亲王的大舅子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但在担任四川巡抚的十几年里，曾多次带兵平定当地土着的叛乱。
当准噶尔部的军队突袭拉萨时，年羹尧在朝廷还没派出援军的情况下，已经向西藏派出了援军，他处理问题的果断赢得了康熙的器重。康熙在五十七年任命十四阿哥统兵西征的同时，任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不久又任命年羹尧为定西将军，协助十四阿哥驱逐占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定西将军的任命，体现了康熙对十四阿哥立功军前的期望。然而在四阿哥看来，只要笼络住年羹尧，就等于在抚远大将军的身边安了个钉子。在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凭借定西将军来牵制十四阿哥。这样，既解决了手中没有兵权的问题，又能对兵权在握的同胞弟弟进行掣肘，真可谓一箭双雕。
如此一番考虑，被冷落许久的年氏又怎能不得到宠幸呢！年羹尧对雍亲王的意图心领神会，在康熙晏驾后，十四阿哥未能有所作为同年羹尧坐镇西安自然有直接关系。到雍正元年十月，年羹尧已经继十四阿哥之后出任抚远大将军。雍正很清楚，被十四阿哥打败的准噶尔部以及漠西蒙古，肯定会利用清王朝立嗣出现矛盾、无暇西顾的机会，兴风作浪的。但如果让有实战经验的心腹之臣坐镇西陲，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雍正即位后，立即册封侧福晋年氏为年贵妃，其名号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而为雍正生下弘历的格格钮祜禄氏的封号，也只是熹妃！年贵妃心里明白，是兄长在西北的作用决定了自己的封号。
在雍正即位过程中，他还得到另一个握有兵权人的帮助，此人就是担任京师九门提督的隆科多。说来也怪，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以及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是八阿哥的支持者，唯独隆科多在暗中支持四阿哥。在康熙突然在畅春园去世后，隆科多凭借手中的军队控制住皇宫禁地与整个北京城，使得四阿哥的反对者根本无法行动，眼睁睁地看着四阿哥入承大统。
难怪雍正即位后还称隆科多为舅舅，就像真有这么个亲娘舅一样。在雍正即位以后，西陲果然出现了突发事变。年羹尧受任抚远大将军不久，青海的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就趁准喀尔部被清军击败的机会，称霸西陲，发动叛乱。
年羹尧立即率兵到青海作战，并在西宁东北的郭隆寺一举歼敌近万，焚其寨十七、庐舍七千余。但逃到柴达木距西宁一千余里的罗卜藏丹津，依旧保存着十万兵力。不摧毁罗卜藏丹津，西宁就别想太平，然而当时正值春季，寸草未生，无论是进剿的一方，还是逃窜的一方都面临着粮草不接的问题。年羹尧接受部将岳钟琪的建议：乘罗布藏丹津准备不充分，“以精骑五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熟读兵书战策的年羹尧当然理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实战中的作用，立即派岳钟琪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直奔罗布藏丹津的大帐。
当清军抵达时，“贼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皇大溃”，此战歼敌八万，罗布藏丹津的母亲、兄弟、姐妹及头目全都被俘获，只有罗布藏丹津本人因化装成妇女才得趁乱逃跑，投奔准噶尔。
此次进兵，清军从西宁出发到抵达柴达木大获全胜，仅仅用了十五天的时间。经过这次征战，清王朝在青海的统治得到巩固。到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初九，全歼罗布藏丹津的捷报已经送抵御前。对于这次“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饷之费，克奏朕功，永清西徼”的大捷，雍正评价极高，亲自撰写了“平定青海碑文”，颁发各省。年羹尧及其父均因平定青海的功劳被赐予一等公，岳钟琪也因此被赐予三等公。该年九月，年羹尧奉命来京觐见皇帝。
此时他确实是春风得意，一路之上督抚跪迎。
而当十月抵京时，王公大臣前往郊迎，得意到极点的年大将军竟然不向皇亲国戚们还礼。在一片恭维声中，年羹尧居然忘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甚至在觐见时他也毫不推辞地坐在了“天子御前”。
雍正虽然对大舅子并未公开发作，但年贵妃感到刚刚建立殊功的兄长已经失宠了。处于人生曲线最高点的年羹尧以及年氏家族与年氏本人，再往前只能是走下坡，就看坡度是陡峭还是平缓了。实际上，下跌的坡度不取决于年氏家族，而取决于雍正的政治需要。
用眼下时髦的话说，就看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了。
并非年贵妃过于多愁善感，她毕竟同雍正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虽然她一直未能捉摸透丈夫，但对于丈夫一旦得志、不能容人的个性，是略知一二的。连同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雍正都不能放过，还能饶得了谁呢？她不仅为兄长、为家族、也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如焚。
难道年家也会像佟家一样，不过是四阿哥手中用以对付皇位竞争者的一块石头？一旦对皇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十四阿哥被拘禁，雍正手中的石头就不会有再使用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狡兔死，走狗烹”……
年氏危机，难以自保
年贵妃的兄长年羹尧在冷静下来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惹恼了主子，在回到西安后，他就在奏折中诚惶诚恐地写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
反己扪心，惶汗交集。
”而雍正在朱批中已经正式向年羹尧发出训斥：“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雍正笔锋一转就把能否“终功”推到臣子身上“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而其枢机，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尧在“敬读严训”后，立即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明自己“寝食不宁，自怨自责。几无地以自容”。
年羹尧的一再认罪并未能换取雍正的些许宽容，雍正在给大臣奏折的朱批中一再点年羹尧的名，为在政坛上彻底清除年羹尧、隆科多的影响，而大造舆论。
在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中，他写到：“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他写到，“年羹尧来京奏对错乱，举止乖张，大有作威福事”，隆科多、年羹尧“于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状”；在给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的朱批中写道：“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权之景……尔等当远之”；在给安徽巡抚等人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在给代理江苏巡抚何天培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作威作福，深负朕恩”；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流露揽权施势之景”，而已经猜出皇帝心思的高其倬则在回奏中明白写道：“年羹尧既不知自处，惟皇上有以处之，臣以为宜早预备”。
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当时正担任广东巡抚，不会感受不到雍正在给封疆大吏的朱批中频频点年羹尧的压力，在皇宫内院的年贵妃也不会体会不到风云突变所造成的失宠，虽然她料到会有这一天，但这一天也的确来得太快了。
雍正还没捂热皇帝的宝座，就迫不及待要除掉两个帮他挫败竞争对手的人……是他们了解的内幕太多了，皇帝要杀人灭口；还是他们居功自傲，让皇帝难以驾驭？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年贵妃，被抛入了闷葫芦……对年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面。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向皇帝具本祝贺。
雍正抓住本章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一笔误而大做文章，斥责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耳。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以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kuang，赐予），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共知者。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朕今降旨切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系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纵系他人代书，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雍正认定笔误是别有用心，是等同十恶不赦的“不敬”罪，堪称是对云贵总督“惟皇上有以处之”的回应！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月十二日，雍正下令罢免了年大将军的陕甘总督，调任杭州将军。为了西北部边疆的安全，令岳钟琪代理陕甘总督。
岳钟琪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并非不知道，当时不少人向朝廷指称岳钟琪系年羹尧的党羽，川北总兵李如柏在奏折中即有“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明系结党已久”；而雍正藩邸旧人戴铎也称：四川人都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干儿子。但雍正自有安排，就像三年前为了解决十四阿哥让年羹尧坐镇西北一样，现在又以岳钟琪来取代年羹尧……如果事情能到此结束，对年贵妃也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上，在颁布将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的同时，雍正就在给浙江巡抚法海奏折的朱批中写下一段密令：“年羹尧近来昏聩之极，兼之狂妄乖张，朕用伊此任，亦出于不得已。尔当留心其举动，毋稍为所诳惑。”所谓调任杭州，其实是把年羹尧给监视起来。
路到尽头，在劫难逃
身处皇宫的年贵妃已经感到，最可怕的后果在一步步逼向自己，在忧虑、困惑、恐惧的笼罩下，她终于抑郁成疾……雍正不会饶过年羹尧，正千方百计罗织罪名，甚至就连当地的民谣都可以成为向年羹尧发难的借口。
在年羹尧补调杭州将军的谢恩折中，雍正就用御笔朱批道：“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在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尽管三江口并未出现称帝一类的事件，雍正还是盯住了年羹尧，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的朱批中，对年羹尧破口骂道：“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类人也。
朕这样皇帝，尚被他如此欺隐蒙蔽……如尔等向来被其愚惑之人，今日若不为君、为国、为天下臣工将来之榜样，深痛而恶绝之，切齿而深恨之，不但罪无所逃，抑且为无父无君之人类也……”在雍正的煽动之下，年羹尧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弹劾年羹尧已经成为该年五月政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曾经奔走年羹尧门下的直隶总督李维钧揭露年羹尧“负恩悖逆，隐而弥彰”；都统范时捷弹劾年羹尧侵吞脚价银40余万两；御史吴隆元参奏年羹尧“逞威肆虐，挟诈行私，诬陷忠良，奖拔匪类，是非颠倒”、“欺君误国”。年羹尧已经在劫难逃。
到七月二十七，本来就是挂名的杭州将军也被罢免。被降为闲散章京的年羹尧，已经考虑到皇上要杀自己的问题。实际上在他沦为闲散章京之前，雍正就已经让朝廷内外的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
被雍正称赞为天下第一巡抚的田文镜明确表态：对年羹尧这样“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诛之。”其他各省督抚绝大多数附和田文镜的观点，只有云贵总督杨名时请求皇帝能“保全”一个曾经在西陲立过功的人，杨名时竟因此而得罪了皇帝……迨至九月二十二，年羹尧的闲散章京也被革掉。如果年羹尧能真的成为一介草民，倒是他难得的造化了……此后仅过6天，雍正就下达把年羹尧械系至京的命令。从九月二十八到十一月初三，年贵妃的兄长是披枷带锁被押送到北京的……
强烈的刺激已经使得年贵妃一病不起，她已经走到路的尽头……处于弥留之际的年贵妃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牵挂……她虽然生育了三位阿哥一位公主，但都夭折了；风烛残年的老父也熬不了太久了；已经被关押在京城的二哥年羹尧就差被处死了，大哥年希尧既擅长书画又对瓷器制作很有研究，即使丢了官也能以书画自娱、以书画谋生……
荣升贵妃，回光返照
本来年贵妃已经向黄泉之路走去，但命运之神却又伸出强有力的臂膀挡了一下，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苏醒过来的年贵妃，变成了皇贵妃雍正在该年十一月十五日册封年氏为皇贵妃。
这一册封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对一个行将死去的女人进行安抚吗？是体现皇家的浩大天恩吗？还是雍正想把年氏同年氏家族区别开？或者皇帝只是希望通过对年氏，这个已经失去联姻价值女人的册封，来掩饰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缔结这门婚姻的印记……苏醒过来，对于已成为皇贵妃的年氏，只不过是给了她一个继续梳理困惑的时间。
既然不能明白地活着，总希望能死个明白。但要做到死个明白，对年氏也是个奢望。其一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她无从得知；其二是，回光返照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许就在于命悬一线时竟然恢复了清醒，淤积在头脑中的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凸现了出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为什么同时被雍正弃之如敝屣？难道真的像雍正所说的“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怀二心……几陷朕于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凭什么在“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究竟是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骗了雍正，还是雍正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雍正为什么对藩邸旧人戴铎也要翻脸，斥责戴铎“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语……朕深知戴铎行止妄乱，罪实当诛……”戴铎同雍正的关系比同年羹尧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铎派到年羹尧那里去当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监视年羹尧之意。
“罪实当诛”的戴铎，究竟身犯何罪？是监视年羹尧不力，还是对雍正即位的内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为了怕落下“杀戴铎以灭口之名”，而不得不推迟对雍正泰陵（位于河北易县，称清西陵）戴铎的处置……年氏已经感到：雍正并不想把陵寝选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体现了康熙临终的意愿，为什么总想在易县另择万年吉祥地，而远离康熙的陵寝？以至乾隆即位后不得不兼顾遵化的孝陵、景陵与建在易县的泰陵，而做出今后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即清东陵）、易县（即清西陵）的规定。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贵妃的身心终于得到了解脱，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负荷也成为死亡之旅的重负。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贵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终一起进入泰陵的地宫，同雍正合葬。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阴影……
虎死年家，家族衰落
皇贵妃的封号，并未能减轻年家所经历的灾难。自从雍正让朝廷内外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之后，面对杨名时的“保全”之议，雍正就感到要处死年羹尧还存在阻力。虽说提出此议的只是杨名时一人，实际上很多人未必不赞同“保全”，只不过没有杨名时的胆量罢了。
为了处死年羹尧，雍正精心策划的一幕在年贵妃去世后13天发生了。一只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达到朝阳门，入夜之后从东便门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来到了前门，之后就又窜到马路上，径直奔入年羹尧家，窜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闯进年家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门提督也率领士兵来到年家，在后花园中把虎给扎死了。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在年家扎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种征兆。雍正对此事的批示是：对“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
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朕惊喜之至”活脱脱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窃喜。本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尽；年羹尧之子年富处死，其子孙15岁以上者发配云南、广西充军；未到15岁的在长到15岁时发配，其子孙永不许赦回，也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产籍没充公。至于其父兄均被革职，不再追究。
年羹尧的灾难还株连了一个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户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顺天（即北京地区）乡试而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革职。汪景祺在38岁中举（康熙五十三年），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汪景祺在雍正二年（1724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而雍正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
雍正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雍正四年十二月，汪景祺被斩首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子俱革职，发配宁古塔。汪景祺的人头被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闹市区，这一挂就挂了将近10年。
因皇贵妃年氏兄长年羹尧所引发的雍正时期第一起文字狱，直到乾隆即位后才得到解决。
只不过，那一直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早就变成了骷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