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元气生至文”——讴歌豪杰精神
黄宗羲并不是以文学成就称名于世的，但他毫无疑问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文学家，是明清之际的古文大师、文学评论家兼诗人，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有三大方面：一是编选、汇辑了近20种宋、元、明人的文集与诗集，二是自己撰写了500余篇文章和1000余篇诗歌，三是提出了慧眼独具、见解独到的文论与诗论。
梨洲先生一生用了大量的精力编选宋、元、明人的文集与诗集，他除编选了卷帙浩繁的《明文案》217卷、《明文海》482卷外，还选辑了《明文授读》62卷、《姚江逸诗》15卷、《剡源文钞》4卷、《杲堂文钞》6卷、《子刘子学言》2卷、《黄忠端公文集》6卷、《黄氏捃残集》7卷、《宋诗钞》94卷（与吴之振、吕留良等合编）以及卷数不明、今已亡佚的《续宋文鉴》、《元文钞》、《宋元集略》、《宋元文案》、《正气录》、《姚江文略》、《姚江琐事》、《东浙文统》等，共计约20种千余卷宋、元、明人文集、诗集，在这些文选汇辑着作中，尤以历时20年在宗羲84岁编成的《明文海》价值最高，诚如黄宗羲自称的“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也称赞该书“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着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
黄宗羲一生写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些诗文，后人称之为“南雷文”、“南雷诗”，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梨洲一生所作文不少于500篇，所作诗则不止1000篇，现存世的诗、文各有约350篇，黄宗羲生前，已多次将其诗文结集刻印，如《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南雷文定》前集、后集、三集以及《南雷诗历》三卷本、四卷本，都是宗羲生前编定刊印的，宗羲死后至今，其门人，后学乃至当代学者又多次编集刊印了各种南雷文集和诗集，如《南雷集》、《南雷文约》、《南雷文定四集》、《南雷文定五集》、《南雷黄子大全集》等，总计有20余种集子行世，其中以中华书局1959年分别出版的《黄梨洲文集》和《黄梨洲诗集》搜罗最全，但可惜不是诗文合集，而且还有些散佚诗文没有收入，现在，我们将各种已刊、未刊的南雷文集和南雷诗集以及近年搜集到的散佚诗文，分门别类，整理汇编为《南雷诗文集》上下册，收录到《黄宗羲全集》第10、11册出版（以2005年9月增订版最全、最准确），也算是对南雷诗文的总清理了，黄宗羲的诗文作品，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理想、情操和志趣的表达，也是明末清初历史变化的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说，黄宗羲的诗文甚至比他的编着或专着，更直接明晰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和史学思想及自然科学理论，后人若要研究黄宗羲的思想与生平，或者要彻底探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必须认真研读《南雷诗文集》。
黄宗羲文学成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其文论与诗论所反映的文学观，在此，我们拟从五个方面加以探讨：
黄宗羲的文论，明确地提出了文章涵天地之元气、至文乃元气激荡而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元气生至文”说，他说：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这是说，文章是天地间的“元气”凝聚而成，这元气在平常时期表现和顺，一旦时局发生巨变，当国家、民族遇到“厄运危时”，元气就会喷薄而出，从而激发出最精彩、最有血性的文章，即所谓“至文”，所以在黄宗羲看来，所谓“至文”乃元气受“厄运危时”的激荡而迸发出来的天地之精华，换言之，就是时代的精神，他以南宋灭亡后谢翱（字皋羽）到严子陵钓台哭祭文天祥并撰《西台恸哭记》为例评论说：“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
那么，“天地之元气”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将它解释为自然元气，故认为宗羲有“文主自然”说，其实这是误解，有人则认为这“元气”指的是“封建纲常伦理”，其实也不尽然，我认为，黄宗羲所谓的“天地之元气”并非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力，也不纯是封建的纲常伦理，而是一种为捍卫正义、反抗强权而奋斗牺牲的道德人文精神，是一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或曰豪杰精神），是忠君、爱国、忧民、卫道的忠义精神，是一种坚忍不拔、临危不惧的浩然正气，这股浩然正气，我们从他撰写的许多南雷诗文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例如他在《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评论抗元、抗清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张煌言时饱含悲情地写道：
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者，非以一身较迟速也，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但不容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宋、明之亡，古今一大厄会也，其传之忠义与不得而传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则文文山、张苍水两公为最烈，可见这种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精神，是为了救国家民族于危难的勇于牺牲的忠义精神，是一种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那样不怕险阻艰难的百折不挠精神，他又在为抗清志士纪五昌撰写的墓志铭中指出，这种忠义之士的忠义精神，就是“天地之元气”，他写道：
余读文（天祥）、陆（秀夫）传，而叹一时忠义之士，何其盛也！故邓光荐为《文丞相幕府传》，僚将宾从，牵联可书者六十余人；其散见于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残山水之间，或明或没，读者追想其风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几，盖忠义者天地之元气，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事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欻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燐，次之为土室牛车，皆此气之所凭依也，可见，黄宗羲所谓“天地之元气”是一种人文精神，也即百折不挠、慷慨激昂的浩然正气，而这浩然正气也就是古往今来可歌可泣的豪杰精神，他在为朋友靳治荆（字熊封）的诗集所作序言中评论说：
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音声，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之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则若龙挛虎跛，壮士囚缚，拥勇郁遏，坌愤激讦，溢而四出，天地为之动色，而况于其他乎！
由上可见，黄宗羲的文学观，首先是要求文章要反映变革时代的道德人文精神，要歌颂那不畏艰难险阻而奋斗不息、可歌可泣的豪杰精神与浩然正气，也只有反映和讴歌这种豪杰精神与浩然正气的文章，才算得上是“至文”，才能够激励来者，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