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兴文字狱：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使用了各种手段。其中措施与手段之一，便是大兴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后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顺治朝文字狱虽然在数量规模上不能同后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比，处罚相对也不是太重，函可一案仅仅判了发配沈阳，函可还在此期间写了本诗集。但是作为三朝文字狱的先声，顺治朝文字狱不但在发生密度上大大超过了从前的封建王朝，其打击的对象、打击内容、打击方式大致确定，同样是打击汉族知识分子、打击汉族的民族思想、并通过国家暴力机构来配合完成这一任务。譬如“毛重倬案件”，只因为作者没有用顺治年号就被看成是目无本朝而遭到清算。正是有顺治朝的热身，使得满人从对文字狱没有什么概念到逐渐熟悉文字狱，并利用其作为一种民族压迫的工具。也为后来100多年的文字狱打下了基础。

到了康熙朝，在顺治朝处理文字狱的基础上，满清的官僚逐渐掌握了对付不愿与之合流的汉人，尤其是汉朝知识分子的方法。但是这个阶段来说手段还不是特别老练，不比后朝连兴150件文字狱那样老辣从容。譬如《续金瓶梅集》案，说作者反清，其实迹象明显，只因为作者在书名上作了改动，又结交了官府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嶙云集诗》案更是只因为选录诗家太多无法查出就不了了之。比之乾隆朝的因一句话而定罪杀人来说，康熙朝的文字狱还算是比较宽容的。

康熙亲政以前鳌拜掌权的时候，就有所谓“明史案”，不仅作者、资助者被杀被放，连印刷刻字的工人，只要是书上列上名字的人都被株连到，整个清代，刻字工匠不敢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雕之版上，可见其影响多么剧烈。康熙杀掉鳌拜之后，文字狱却继续在搞，《南山集》案是其中的典型，前后被杀百余人，许多汉族文化精英受到迫害，名儒孙奇逢、顾炎武都被牵连到。

康熙朝还杀技术型知识分子，本来这些人于政治上没有危险，但是还是遭到文字狱的横祸。譬如名医朱方旦，就是因为提出人的神经中枢是脑而不是心这点现在看来的常识，而被杀害。康熙自吹自擂精通西学，由此看来这个人顶多就是个成绩良好的好学生，但仅此而已。就这件事上看出，对于现代科技康熙还是个门外汉。另外，有人对评书的说唱形式作了点改进，也被杀了头，这两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清朝对于文化科技的扼杀。

接下来到了雍正朝，文字狱搞得更加惨烈。雍正朝13年，在案的文字狱就达到20多起，数量虽然没超过乾隆，但是密度却也是仅次于乾隆。而且多为大案、重案动辄牵连百数，而且比之康熙朝，连清朝自己任命的官员也开始遭文字之祸。像查嗣庭案、曾静案，都是祸连百口、轰动全国的大案。而且案件不再像康熙顺治那样点到为止。雍正几乎已经把刑狱发展成了一门“艺术”。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断扩大，不断株连，譬如查嗣庭案，原来只是发配，后来查抄日记查出怨望之词，再后扩大株连，最后搞得整个海宁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有的案件旧案生新案：譬如谢济世案，原来只发配阿尔泰，后来这个人在贬所还写诗写文，被派来监视的军将发现，一状告到北京，又被申斥，后来乾隆朝的时候又起风波，好在这个人人缘好，好几次都大难不死。有的案件大案生小案：譬如年庚尧案后来又牵连出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曾静案牵连出范时杰案。有的案件小案生大案：譬如查嗣庭案牵连出隆科多案件。年庚尧笔误案最后牵连出其谋反的案子。

雍正还借题发挥，利用案件，如突发奇想地送给钱名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让他自己挂在自家堂上，还让他自己出钱出版京官讥辱他的诗集，还发到各级机关学校来做为反面教材。看起来好像是闹剧，其实雍正发展了所谓“诛心论”的文字狱理论，通过文字狱掌握大量的办案“技巧”，把话语权充分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乾隆朝，文字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执政63年，文字狱130多件，不但把科举考试弄得乌烟瘴气，把民间的书籍几乎烧得干干净净，把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弄得非常低，没有一点自由的空气。

江南名儒沈德潜，是乾隆朝五大词人之一，中举后十年之间就入值军机。他退休以后还赠封了太子少保，从一品官职。可以说是荣耀已极，似乎无以复加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太子少太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为查出他的诗集里有几篇他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还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反诗”而遭到清算。

像沈德潜这样的宠臣尚且如此，其他官僚和百姓就更是在劫难逃，哪怕是人发疯狂言也遭到杀戮，乾隆一朝所杀疯人妄语的案件就有六起。平常人治罪更是捕风捉影。尤其是牵连到民族问题则更加是雪上加霜。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他是借壶指胡，就是满族，因此就治了罪。还有一位叫王锡侯的也很倒霉，他出于好心，认为康熙字典存在一些不足，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按理是对国家的一项贡献，可是乾隆得知后，居然将王锡侯立刻处死，还把《字贯》彻底禁毁。

由于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句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可能，这就使得他们放弃了与现实关系较为密切的义理经济方面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了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它们的反动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皇帝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在朝廷的鼓励下，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面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着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考据学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