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人物志：青海反清运动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青海河湟地区发起轰轰烈烈的反清武装起义。先清朝大肆征收盐税、厘金，引起底层民怨沸腾，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地区多次发起起义，当时青海虽未见革命运动，然因地方官为非作歹横征暴敛，民变亦屡见不鲜。值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四川西昌举人康敷镕在蜀地无官阙可补，因其家族以靴匠为业，早年有族人辗转至青海制靴谋生，康敷镕不愿闲居故里，打算效仿族人离开故乡至青海补缺，遂出任青海丹噶尔厅（即湟源）同知，其刚到任不久即出现反清起义。

原来1910年湟源盐贩李旺因抗税抢过盐局，事后以为单打独斗不能成事，就在本村创立“黄表会”，核心成员有西宁西川人李旺、董腊匠，以及一名山东籍的“铁板道人”。原来李旺与西宁董蜡匠和官差李通云熟识，又与陕西哥老会、革命党互通声息，颇知南方革命党起义的情事，知悉满清行将灭亡的实情，便于1910年联合哥老会王铁棍、矿工郎老爷、农民党秋蝉儿等抢砸盐局，事败后隐匿从事驮脚运输为生，往来于陕西、甘肃之间，在潼关偶遇山东籍铁板道人（亦称“裴道人”），道人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后遭清军镇压失败后，裴道人等隐匿漂泊江湖，改变“扶清灭洋”宗旨为“扫清灭洋”，又久历江湖颇知神鬼莫测的迷信仪轨，李旺信服遂拜道人为师，两人回到丹噶尔，又联络西宁董蜡匠与裴道人成立了“黄表会”。

李旺在黄表会中自称“李上天”，通过烧“黄表”祭“神”等鬼神迷信吸引群众，在西宁、丹噶尔一带传教，四处活动劝人入会，宣传清朝将亡且有“真命天子”出现，其仪轨与宗旨倡导“扫清灭洋”，故与革命党、哥老会等反清力量逐步融合，然而“黄表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李旺、董腊匠、铁板道人等自封“丞相”、“军师”，扶植一个10多岁的孩子做“皇帝”，聚拢起200多群众早晚参拜，操练戈、矛、刀、棍等武器，四处张贴反清灭洋布告，计划攻取丹噶尔、西宁等地。

1911年9月7日计划因人告密泄露，康敷镕刚到丹噶尔即听闻此事，迅速赶到衙署调动兵马布置防备，又派人报西宁总兵张定邦镇压，官府强令解散会党并捉拿李旺等首领，遭到义军断然拒绝，此后义军与西宁镇总兵激战一昼夜，打死官兵百余人，康敷镕指挥清军逮捕李旺、董腊匠、铁板道人等头目。起义惊动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遂派遣昭武军统领马福祥会同康敷镕审讯义军首领，最终李旺、董腊匠、裴道人等十余名义军首领皆被处死，李旺被捕杀临刑时仍高呼：“革命党杀尽狗官鬼子，替好汉报仇伸冤。”

不久康敷镕即因平叛之功得到升迁，被长庚保举超升为候补道。起义失败了，镇压起义的官员换了红顶子，自然以为时来运转升官发财，不过受苦受难的民众无处申冤，仍要聚拢起来向着腐朽的清朝进攻，人们并没有忘记盐贩李旺的惨死。康敷镕在丹噶尔厅主持编修《丹噶尔厅志》，地方盐贩称此书泄露丹噶尔商人贩盐获利的秘密，致使政府专卖盐货，使贩盐者丢了饭碗，于是聚拢二百余人捣毁官衙，康敷镕再次调派清军镇压。

起义遭到镇压引起民众激愤，仅一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西安等先后起义成功，给全国各地反清革命运动注入了强心剂，河湟地区的志士们准备再举反清义旗。先前黄表会的骨干乔寿山重组会党，革除了黄表会中诸多迷信仪式，明确了革命推翻满清的目标，又与哥老会首领任得慧合作，在西宁乡民和驻军中发展力量。原来乔寿山、任得慧早年曾在董福祥军中当兵，期间加入哥老会接受反清思想，后来两人退伍仍然伺机反清，与西宁镇标中哥老会官兵相互熟识，伺机发展反清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策动会党起义，乔寿山联合昔日战友“孙麻子”组织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杂役等1000余人，暗中联络西宁巡防营士兵，又策动西宁大营盘镇新军中的会党分子数百人到时响应，筹划既定遂以乔寿山任马大元帅，任得慧为副元帅，白玉虎为总兵，预备趁十月湟中郭家寨庙会之际，大集人众夺取清军粮仓会攻西宁。

当时谋划起义既定，乔寿山联合各方人众达3000余，至12月4日既联络各方，要求各处会众渐次集结义军，时于夜间操练人马。义军中颇有好事之人跃跃欲试，于是有人致信清军振海营千总，威胁其准备粮秣共同起义，否则即踏平振海堡等等，此信名为示威实则无异于告密，致使起义事机泄露。此事旋即报告到西宁总兵张定邦处，清军连夜发兵直扑郭家寨镇压，又加强西宁府城防，收缴大营盘镇标新军的武器。1911年12月15日，当时起义人众尚未集合，乔寿山见清军来攻遂提前发动起义，于郭家寨奋力抵御来犯之敌，终因武器简陋难以抵挡洋枪洋炮，义军人数方面亦寡不敌众，起义群众伤亡百余人，孙麻子当场阵亡，任得慧等25人被害，乔寿山、白玉虎突围逃脱不知所终，最终起义归于失败。

清朝覆灭之后，甘肃（包括甘肃、青海、宁夏）于1912年3月15日通电宣布赞成共和，由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向旧官僚袁世凯妥协，致使西北革命党人迅速失势，甘省大权为前清旧官僚所把持，因而昔日镇压起义的清朝官员依旧安然无恙，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新官僚。镇压湟源民众起义的张定邦、康敷镕继续为官一方，尤其康敷镕仍留任丹噶尔厅，直至1913年才离任，先后至武威、安定等地出任知县，甚至还被选为甘肃省参议员，至1928年携带眷属回到蜀地，最终病逝于西昌故里。

火镰曰：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壮举，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然而所谓“革命”在西北大地仿佛延续着“改朝换代”的旧路，前仆后继的起义者徒然牺牲，前清旧官僚仍在“帝王将相”的旧梦中瑀瑀独行，等待着更为伟烈的革命风潮的唤醒，亦或更为深重的苦难的磨折，用以证明抗争者的鲜血没有白白抛洒，那怕已被飞扬的尘土掩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