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25日,珍珠港事件迎来了高潮,而这则事件的前奏,是因为罗斯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其金额高达1.3亿美元,随后大不列颠和荷属印度群岛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这相当于大部分国家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封锁,并与日本停止所有贸易关系。
在经验丰富的远东事务所学生纳撒尼尔·佩弗看来:“当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下令冻结日本在该国的资产时,他就相当于下令与日本开战,当然,对日本实施商业封锁,就像总统在大西洋的许多举动一样,并不是为了让美国远离战争而采取的措施,这只会加快美国参与战争的速度。”
事实上,罗斯福本人在冻结令实施前夕就公开表示,对日本的全面封锁将引发战争。
随后罗斯福概述了政府决定不切断对日本石油供应的原因:从我们自私的防御角度来看,防止南太平洋爆发战争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试图阻止战争在那里爆发。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补给线留往近东,因此,英国必须努力保持南太平洋的和平。
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个叫日本的国家,无论他们当时是否有向南扩张帝国的侵略目的,但他们在北方没有任何自己的石油,如果我们现在切断对他们的石油公鸡,他们可能会下降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级别。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在7月25日的战争决定在当时只引起了轻微的反应,即使在孤立主义圈子里也是如此。
而美国公众舆论的这种冷漠反应是有几个原因的,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大西洋的事态发展上,因此忽略了太平洋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有一种趋势,如果有心研究期刊,就会发现人们非常明显地低估了日本的侵略力量。
一些公关人员还散布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即日本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它要么不敢战斗,要么很容易被美国及其在太平洋的潜在盟友所压制,他们所拥有的空中和海军力量足以打得日本抬不起头来。
当时还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高估和平胁迫的可能性,有人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抵制和禁运来保持对抗姿态,但这只是源于无知的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源于美国在不开战的情况下“阻止”日本的愿望。
随后参议员布鲁斯特和弗格森签署了关于国会珍珠港调查的少数派报告,尽管这对珍珠港事件前的许多政府步骤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对7月25日的重大决定却只字未提,但是这一决定被高级军事和海军界得到认同,他们十分支持开战的想法。
美国海军战争计划司,在7月19日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不赞成即将实施的禁运,根据其估计,日本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石油,会用于十八个月的侵略战争,因此封锁不能立即产生遏制日本的效果,而会使日本的侵略决心更加坚定,并大规模引发战争。
7月25日,马歇尔将军和史塔克海军上将在禁运即将实施时,向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陆军和海军指挥官发出警告:“海军作战部长和陆军参谋长预计日本人不会立即使用军事手段,并做出敌对反应,但向你们提供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
而日本的高级议会,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关键时期是分裂的,其中有一个极端主义团体,由更海军上将以及一些文职领导人组成,这个团体从欧洲的困难中,看到了日本建立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的机会,而且这些军国主义者也制定了入侵美洲大陆的计划。
甚至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可以接触到日本天皇,他们不喜欢与西方决裂的想法,他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工业领导和商业扩张来支持人口快速增长,而无需诉诸武力。
1941年,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就属于温和派,赫尔还称赞野村是“真诚地试图避免他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之间的战争”。
1941年2月,赫尔和野村之间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这种交谈一直持续到了珍珠港事件前夕,是为了找到共同解决的基础,也足足开了四五十次会议。
赫尔怀着悲观的心情进行了这些对话,他不相信成功的机会只有一次,而且他在谈话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性或想象力,他只是坚持给野村长篇大论地讲授和平、自由贸易和国际道德,他对挽回颜面的妥协兴趣缺缺,可这些妥协可能使日本从中国大量撤军,并逐渐脱离与轴心国的松散联系,所以这场谈话也是特别没有必要,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