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 他都做了什么事情
刘锡鸿(?-1891)， 原名刘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捕属人。
社会贡献
郭刘之争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斗争，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认为这都是“汉奸”行为。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更是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退意渐浓，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对郭刘之争，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1877年11月初，李鸿章致书郭嵩焘，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要郭不要称病乞退，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见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一时人才奇缺，于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然而，刘锡鸿等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5月6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洋洋数千言，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其用心之刻毒、言辞之激烈严峻，超过以往。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回后，又专门在7月10日致信总理衙门再“论郭刘二使”，强调“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
筠仙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所以挑选继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为总理衙门选人建言，另一方面也是为郭嵩焘美言，间接反对将其治罪。同时，他在这封信中还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不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调回，本来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
反对洋务
刘锡鸿终其一生，都固守着“用夏变夷”的决心和希望，华夷观念一直存在于他头脑中无法改变。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他坚持认为发展商业是“舍本逐末”之举，认为“官中多一商贾，即国多一蠢，民多一贼。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他也反对机器的使用，认为“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邃谓为有用之实学哉?”
在洋务问题上，他持反对观点: “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不必开局自制”，因为“募人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亲自去镇压过农民起义，对此有切身经验，想维护封建统治。“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他的论调与那些高唱“以忠义为甲宵，礼仪为干格”的保守派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还认为近代科学是“余为之辨曰: 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和是非，批评英语中“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令人哭笑不得。
他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过于他反对修建火车，即使在出洋之后他的思想也没有改变，认为“此非治国正轨，恐非可恃”，在他晚年时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轰动了朝廷，他凭自己曾“奉使西洋”，作为一名火车的亲历者说: “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现得十分固执。他那富有“说服力”的反驳果然对统治者施加了巨大影响，中国修筑铁路的实践被延迟了数年，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因此停滞。
思想主张
刘锡鸿留有一枚刻有“儒侠”二字的印章，代表了他一生“以儒家思想解救乱世”的志向。
平心而论，他反对修铁路的理由中也是有可借鉴的地方的，如他指出铁路的修建有可能会便于外国列强控制中国，丧失主权，借款修铁路亦然。“囊者英法构衅，屡获逞于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运炮运粮两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顺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他的这一担忧。
刘锡鸿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值得借鉴、深思的地方，如吏治，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晚清吏治的黑暗现状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故今日之事，为吏者当以顺治是诸辅臣为法，代幼主以遵成宪，毋忘综核名实之严，然后国威可以复振，非然者筋脉日益弛缓，寸步将必难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见上所为赏罚者一皆不拘情面，不关毁誉，不杂恩怨，不任素性，爱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荣去辱只此化恶善一途。”想复兴孟子的重视教化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他甚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裁撤冗员，以礼驭吏等，“择枢臣之忠清刚正者，省去别项差使，专核吏、兵、刑三部议处事件，而治其询纵滥保之失”，从而使得“是非悉当默险能明，人人有所惩劝以效其才能，亦人人无可干求以养廉耻，则牧民驭兵两大政自然日有起色”。儒家思想已经扎根于他的灵魂中，程朱理学的影响已深人其骨髓。
他又指出了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 “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 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迁之需; 国之致富，盖本于此。非然者，火车轮船即能致远，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金币究何如人哉? ”
除此之外，他也是提出民间开矿设想的第一人。
《英貂私记》是他出使英国时写的日记。不过，若细读《英招私记》，人们会发现到了英国之后，刘锡鸿的思想也起了一些变化。
例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通过与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他也打开了一些眼界。通过与博郎的辩论，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反对船舰的看法:“事理无穷，因乎时势。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则补养元气，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补养，则其病终不可廖，此又一理也”。但是，他担忧的是内忧而忽视外患，这也是他的不足之处。
更重要的是，他对领事裁判权提出了质疑: “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罚款代答杖，定为专例，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