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思想，是否与隋朝的统一，有军事政治有所关联？
梳理自西晋至隋建国前的历史可知，晋灭亡后，由于中央王朝的崩溃，中国再次陷入长期的混战和分裂中，这三百年间中“五胡十六国”政权兴替之频繁，疆域变动之复杂，远超晋以前的三国时期，也超过此后分裂的五代十国时代。而隋文帝杨坚以外戚的身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既顺应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又顺应了民众祈望太平的愿望，成为了历史的出口。
公元 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占北周江山，改国号为隋，废西梁，灭南陈，平岭南，一统天下。终结了自东晋南迁（公元 317 年）至隋文帝平定岭南（公元 590 年）彻底统一中原地区，共 273 年的南北分裂状态。
隋朝应“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而生，作为新生政权自有其一番气象，但此时政权初立，人心尚不安稳，社会还不安定，强敌环伺，南有陈、梁两国，北有突厥，东北有高句丽虎视眈眈，北周旧部也多有不忿。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在三个方面进行隋朝天下秩序的构筑，为整个隋唐时期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基调。
首先，积极清除北周残留的势力。隋文帝以外戚身份，篡北周政权自立为帝，立国以来，北周后主宇文阐及其旧部遗臣依然存在，北周的势力在境外也有策应，如嫁与突厥的宗室女千金公主，在国破之后“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请求突厥可汗为她报国仇家恨，依靠对突厥沙钵略的影响力，引“控弦之士四十万”南下侵隋，引得“天子震怒”。虽其时年仅九岁的宇文阐已被贬为“介国公”，再无国君风采，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隋文帝于公元 581 年差人将年幼的昔日北周静帝宇文阐杀害。隋文帝此举将北周复辟的潜在可能彻底扼杀，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其次，通过分化、离间、削弱了突厥诸部，获得了东亚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沙钵略一部遭遇天灾，“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尽烧，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加上千金公主的煽动以及沙钵略可汗与隋廷交恶失去“岁贡”，沙钵略出兵“控弦之士四十万”南下。但此次战争，先是隋方的“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马邑”，“子干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敝。纵击，大破之”，后有“达“达头可汗前攻酒泉，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俱叛”，被迫撤兵西救。“利稽”被高丽、靺鞨暴动击败，被迫撤军漠北，沙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加之长孙晟唆使启民可汗以铁勒叛乱骗沙钵略可汗，使之“惧而退兵”，隋军在艰苦的作战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沙钵略可汗再次攻隋。此次对抗中，史万岁“追斩首虏二千余人”，大败达头可汗；阿波可汗被长孙晟说服，与隋约和退兵；卫王杨爽大破大可汗沙钵略，沙钵略可汗丢弃金甲遁走；李晃阻断“摩那渡口”，“邀击突厥，复大杀获”。这次打击使突厥各部分崩离析，互相难以支援。同时，隋扶持北面的突利可汗和启民可汗，共计三次护送启民可汗北上，将与隋廷作对的达头可汗驱逐出漠南。仁寿三年（公元 603 年），“思结、伏利具、浑、斜萨、阿跌、仆固等十余铁勒部暴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启民”，而僭主达头可汗垮台，“众大溃”，自此达头可汗完全失去了与隋廷对抗的实力，西逃吐谷浑，从中国史书中消失。启民可汗尊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他治下的突厥“实质上是隋朝下属的边疆民族自治政权, 强固的宗蕃纽带连结着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启民可汗个人也对隋极为顺服，甘愿“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