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崛起之葛伯仇饷分析
一日，孟子的高足弟子万章心急火燎地去拜会老师，因为他所属的宋国周围，日益强大的齐楚两国已经虎视眈眈。孟子用葛伯仇饷的故事宽慰他，一句“齐楚虽大，何畏焉？”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君王仁政的重要性，同时，将千年前一次历史之战铺平在眼前。
一、伯益之子
相传伯益协助大禹治水多年，左准绳，右规矩，定山川，图博物，察民俗，并且类物善恶，曾编著《山海经》十八篇。孟子称赞其：“治则进，乱则退。”
大禹本想效仿尧舜禅让于他，但当时大禹已有私心，明传位于伯益，暗地培养其子启。他此时已经发现大禹之子启在一旁虎视眈眈。一番思考，伯益主动退隐助启上位，自己则担任执政官辅佐朝政。启念他治水之功，封其长子大廉为诸侯，即夏朝方伯，封地位于葛，而大廉则为葛伯。
同葛伯爵位相同，夏封成汤于商。然而，成汤有夏朝“得专政伐”的大权，只要权力在手，他的征伐可以不经夏王批准出兵，商国便日益强大了起来。
二、葛伯仇饷
葛国的处境十分尴尬，就地理位置而言，位于商丘葛地（今河南宁陵县），即前往夏朝必经之路，而周边便是后来灭夏的商国。商国部族日渐强大起来，逐渐有了吞并天下的野心。而夏作为当时最强悍的部族，有着几乎无懈可击的附属国。此时，汤听闻葛伯执政无心祭祀，这个位于商国临近且十分弱小的国家，已经被汤悄悄盯上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这场战争的开始，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援助。
《孟子·腾文公》便详细记载了葛伯仇饷的前因后果。葛伯为人继承伯益之风，无心政权，温和寡淡。他如何对待百姓尚且不知，但其眼光短浅，没有从政才能这一点，从葛国面积变化便可看出。早期的葛国北到定陶，南到太康，西到开封，东到芒砀。而此时却屈居东商一代，着实令人为之捉急。
汤派使者前往葛国责问，为什么不进行祭祀？葛伯回答：没有祭祀用的牛羊，商汤便运了牛羊过去。葛伯却把牛羊吃光了，仍然不去祭祀。商汤又派使者去问，葛伯仍然回答：没有祭祀用的五谷杂粮。而商汤此时却派部下前往耕地，派遣老幼给种地的部下送去饭食。葛伯则带领他的军民去抢夺这些饭食，两相争夺的结果，便是一场祭祀便以老弱百姓之血开始。很快，商汤便以为童老报仇的名义，正式发动了进攻。
商朝实力强大，其战争缘由又是百姓心之所向，所以很快便攻陷了葛国，开始了它建立王朝的第一步。更甚者，周边国家百姓听闻商汤为人贤明，都期望其攻打自己的国家，成为自己的君王。经历大小十一场战争，商国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三、无声泣诉
《龚自珍卷》记载：“夫葛何罪？罪在近。”其实，对一个国家而言，杀一人不得言仇。商汤眼里看到的，从来不只是那一个童子或者老弱的仇恨，而是这个挡在他路上的葛国。毕竟，葛国不过一个夏桀的耳目，是他在谈笑间便能够轻易灰飞烟灭的一个小国度。
当我们了解了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便更能感受到葛伯的处境。1840年，清朝统治者发现，英国鸦片倾销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于是派遣林则徐前往虎门销烟。这一行径刺激了英国殖民统治者，而这场战争的结局我们早已料到。清朝使得林则徐的身死，却挽救不回越来越多的殖民侵略。
两两相比，派遣人丁进入他国，肆无忌惮地动用土地助其耕作，与其说帮助，更像是一种侮辱。更不必谈那个国家是以农为本的社会，是孔子笔下追求大同的小国寡民世界。而在不间断的警告与反抗之后，葛伯不得不承认自己弱小的现实，他变成商汤向夏国投石问路的一个石子，当时看来是偶然，而后人去分析，这更偏向于一种必然。
商汤在百姓心中，历来都是真善的角色形象，“葛伯仇饷”多为夸耀其仁政和心系百姓的美德。汤执政时主“以宽治民”，百姓能够生活地其乐融融，自然不会过于关心是谁统治者他们，何况葛伯的统治本来便不怎么样。
民间有诗句：“云师如葛伯，仇饷佚天罚。”其中“云师”便是指黄帝官位，这里指葛伯的黄帝后裔血统。而天罚则代指商汤的惩戒，本为黄帝后裔却如此对待别人的帮助，这便是葛伯仇饷千年来仍被如此津津有味念叨着的原因。
其中缘由，也只有当时的商汤足够清楚。但这不妨碍商汤的角色塑造，只有具备足够的政治目力与嗅觉，才能在诸侯争霸之中角逐出境，称霸天下。之后的诸侯国再未出现一次仇饷事件，估计商汤本人也厌倦了这种蹩脚的借口，历史从来由胜者书写，天下已经在手，失败者的泣诉也只有风愿意倾听了。
其实，战争与血腥，政治和欺瞒自来都是互通有无，彼此牵扯的。古人云：“怀璧其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长达千年的历史积淀，当初阴暗的历史真相带给我们的更多是思考和领悟，毛主席说：“落后就要挨打。”葛伯的好与坏和实力相比，已经不再具有历史的发言权，中国在血雨腥风的一个世纪中能够长存，因为已经成长的足够强大，能够抵御外敌的入侵。
参考资料：
《孟子·滕文公下》《夏末葛国考》《龚自珍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