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后中央与地方的形势变化：以河朔三镇为例
伴随着安禄山史思明的鼙鼓动地来，惊破了稳坐西安的唐玄宗与杨玉环的霓裳羽衣曲。 此时开始，唐庭较之于藩镇的兵力以及对待河朔藩镇的态度都产生了巨大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
纵观历朝历代，中央拥有一股绝对力量的武装力量，是保持中央集权，政策上行下效的重要条件。 而一旦地方军力足以跟中央相抗衡，则会群雄争霸、地方割据。
上文我们提到，前期唐庭实行府兵制，军队耕战结合，不会形成较强的地方势力，而中央在禁军很少的情况下也能控制地方。
初期唐王朝地方军力集中在西部，这与唐朝“关中本位”政策不无关系。 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696—697），河北的李尽忠、孙万荣之乱爆发，从此河北地区进入了危急状态。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于漠州以北设置渤海军，又于恒、定两州置恒阳军，屯兵五万。
开元十四年，在河北设置五军。 武后玄宗年间，河北的军力已有十六余万。 远远高于建镇初期五六的规模，例如据《新唐书》记载，王镕与李克用的战争，王镕一次性动用的骑兵就达十万。 其军力可见一斑。
注：此表根据李碧妍《唐帝国与地方诸侯—危机与重构》第265页相关考释及《通典》所作，表中仅列举河北部分军镇军力。
河朔三镇不光内部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还广结外交，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周边藩镇“牙兵相依”，互通有无，以至于唐庭难攻而诸镇易守。唐王朝虽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意破坏其内部联盟，但三镇利害均一，患难与共，甚至在建中时期三镇同叛。德宗时期更是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兵变：泾原之变。
相比之下，唐庭手中可以利用的军队寥寥无几。中央军队分为南衙北衙，南衙十六卫分别是：左右威卫、金吾卫等，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属于禁军。虽然号称唐王朝有90万军队，但实际归中央统帅的北衙六军和南衙十六卫，总计只有二十多万军队。
由此可知，此时的一个卫只有一万多人而已，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中央实际掌控的禁军军力与河北三镇相当。
此外，中央与河朔藩镇相比，不光数量上不占优势，在军队素质上也相差甚远。河北向为兵马精强之地，“大河之北，地熊兵精”上文提到了，河北藩镇兵士与胡人交流甚密，胡人也长期汉化从军，由此使得“幽镇兵悍马强，兵甲素精。”而中央禁军，长期以来缺乏实战，战力低下。通过中央与河北藩镇军队数量以及军队素质的对比，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河朔三镇能长期割据河北，尾大不掉了。
唐王朝对待藩镇的态度变化
节度使在设置之初，唐王朝无疑对其抱有积极态度。在早期的藩镇主要是为了防御东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比如奚族，契丹。为了更好地提高军队战力，唐朝边将史无前例的多用胡将，如安禄山、哥舒翰等。这些将领在开元年间无疑是绝对服从中央领导的。
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安禄山在内的有的胡将开始野心暴露。于是，在依靠藩镇尤其是河北藩镇抵御少数民族的同时，唐王朝也采取各种方法对其进行监督。
比如实行监军制度，早期依靠御史监军，到玄宗时期采用宦官力量监督藩镇，藩镇出兵作战时朝廷派监军都监。赋予宦官兵权这在历史绝无仅有，但正是通过这种监军制度，使得中央与藩镇之间得意密切沟通，也反应出了中央对于这些力量强盛的藩镇的提防。
再如实行采访处置使制度，史书记载，“采访使受旌节以遣之”。但安史之乱后，高仙芝被杀，哥舒翰被勤，在勉强平息战乱以后，已是海内动荡，王室衰微。于是唐庭采取姑息养奸的策略。
唐宪宗有一次与宰相杜黄裳交谈中谈及到藩镇问题，对于该问题杜黄裳讲到，从德宗经历割据泾原兵变以来，唐王朝实力损害更为严重，不得已一直对河北藩镇采取姑息养奸的政策。即使中央派遣了采访使监察着藩镇实力，但中央派遣官员经常被节度使所收买，向朝廷汇报之时自然是尽巧言之能事。
由此可见，唐德宗时采取姑息政策，是割据藩镇愈演愈烈的重要因。
结语：
自李隆基开元元年（713年）设置范阳节度使以来，藩镇存在了长达190多年。从安史之乱算起，藩镇割据问题也困扰了唐王朝一个半世纪。
要更好地了解藩镇割据为何会长期存在，尾大不掉，需要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当时的唐朝中央军与地方的武力变化以及态度的变化。
在军事方面，唐王朝初期急剧的领土扩张带来的边境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积重难返。为了应对这种外来的压力，统治者不得已请出了“藩镇”这个新鲜事物。初期的藩镇万没想到愈演愈烈，到安史之乱以后竟然发展到与中央军相抗衡，甚至超过中央禁军。
藩镇的产生，在初期是一副良药，专门治疗唐王朝的“肢端肥大症”，但是药三分毒，发展到后期尤其是安禄山等人在河朔举兵发难，这时候的藩镇变成了一种慢性毒药。至于一种割据现象为何会存在一百多年，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军事实力，但更多的是唐王朝与割据地方相互妥协，以谋求双方生存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