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偷渡去取经，为何李世民不降罪反而封大师？唐朝在下很大的棋
真实的玄奘取经远没有这样浪漫，三个徒弟当然是虚构的，连取经行为本身都是非法的，玄奘不但没有通关文牒，反而是一名私自出关的偷渡者，没被大唐官府抓去问罪就是万幸了。
奇怪的是，玄奘取来佛经后，却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高规格接待，当年偷渡之事被轻轻揭过，被皇帝特许在长安弘福寺译经，所有开支朝廷全包了。
我们今天觉得，应该是李世民被玄奘分外虔诚的求佛之心给感动了。可若是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唐朝的国教是道教！佛教反而是朝廷重点防范的对象。
李世民之所以优待玄奘，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一是出于统一思想文化的需要，二是为下一步经营西域的战略服务，或者说玄奘此番西行，给李世民带回了一个情报宝库。
一、抑佛和兴佛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人，自然是尊崇道教，并将道教定为国教。佛教作为道教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从一开始就受到唐廷的压制。
佛教是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的，具体路线是从印度出发，经葱岭、西域、河西走廊，最终来到长安。玄奘取经正是沿着这条路线逆推回去，东汉高僧蔡愔在500年前便完成过这一壮举。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梁皇帝萧衍非要出家当和尚不可，大臣们拦都拦不住，只好花钱把皇帝从庙里赎出来。
然而，李渊和李世民都不想看到民间佛教过于兴盛，除了道教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经过隋末乱世国家初定，需要滋生人口、耕种田地，而佛教对此是有阻碍作用的。
佛教讲究出世修行，僧人无需缴纳税赋、不承担徭役，僧人越多，国家的税基就越少。而且寺庙掌握有大量土地，同样不需要交田租，进一步减少了国家税收。因此，李渊父子都想抑制或减少僧侣和寺产的数量。
出于这个原因，朝廷在贞观初年拒绝了玄奘去天竺取经的申请。当时距离天下大定才两、三年时间，正是百废待兴，重新丈量土地、完善户籍的好时机。
如果此时允许玄奘去取经，导致佛教大兴，朝廷的利益必将受到损害，都去当和尚了，谁来种地呢？要不是贞观三年（629年）的那场大灾，使朝廷不得不开关让灾民自谋生路，恐怕玄奘还不知道哪天才能出发呢。
一晃十七过去了，在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治理下，大唐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每家农户分田一百亩，平时承担租庸调，战时征集为兵，为国家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和兵源基础。
629年，唐军击败威胁最大的东突厥，将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擒到长安，空了就给皇帝跳舞助个兴，真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不比在大漠里吃沙子强吗。
玄奘回到长安时，大唐已经呈现出一派祥和繁荣的盛世景象。兜里有了钱，人总是会更加宽容一点，当年偷渡出关的事那还叫事吗，更何况玄奘还带回来了大唐最需要的东西——精神食粮。
道教是国教这一点，当然是不可动摇的，但道教太过高深，讲究修仙，不太容易与普通老百姓拉近距离。而佛教在中原也已有数百年根基，又经过历代高僧的改造，更显得平易近人一些，民间信众极多。
从玄奘取经回长安的消息一传出，很多长安人翘首以盼、准备自发去迎接的情况便可以看出，佛教有多深多广的群众基础，任何一位统治者对此都不能忽视。
温饱不愁了，长安城乃至全国的老百姓，当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西天取回的真经正是这种需求的表现。尽管绝大多数百姓看不懂、也不会去看这些佛经，但依然挡不住他们对取经者的崇拜。
既然如此，给百姓们提供一些新的精神食粮，使他们有更好的精神寄托，显然有助于大唐的稳定。这是李世民不仅不治玄奘当年的罪，反而给予其很高地位的底层逻辑。
作为深谙统驭之术的皇帝，李世民需要的是有利于朝廷和国家的精神食粮，出资支持翻译天竺佛经的同时，也尽量削除了有可能出现在负面影响，其实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得以长久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不同时期对佛教的不同需求外，李世民优待玄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西域战略，大唐想要恢复汉朝对西域的全面经营，踏遍西域的玄奘正是一座活的情报库。
二、情报战
有些人认为汉武帝经营西域的主要意图，是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以保障中原的安全。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必须看到的是，西域给中原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还有重大的经济利益。
西域多是沙漠和戈壁，很难维持大量驻军，让历史中原王朝的西域战略看上去颇为吃力。其实不然，运行在丝绸之路上的物流和钱流，经常超出后人的想象。
据部分史料称，仅丝绸之路提供的过境税，便足以支付西域驻军的全部开销。也就是说，只要兵力规模适当，朝廷不需要为此承担额外支出，西域驻军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内地兵源。
而丝绸之路的畅通，如同今天的外贸一样可以拉动整个国家的GDP，解决很多人的就业。从异域贩来的香料、玻璃等奢侈品以及金银等贵金属，又能带动消费，丰富中原百姓的生活。
汉唐两代长安城的繁华，绝对离不开丝绸之路的贡献，唐朝更因而成为最大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和财富，地位不亚于甚至超过美国全盛时期的纽约。
而要想经营好西域，首要的关键便是情报，西域有多少城池、它们的方位距离、哪些是亲中原或亲突厥的、实力又如何？等等等等，了解清楚后才能决定如何处置，派使者交好，还是动兵？
唐朝在这方面是狠下了一番工夫的，上至皇帝、下至基层小吏，从朝廷到地方，都很有搜集情报的意识。每有地位稍高的外国人入境，如使臣、僧侣或商人，地方官会对其进行详细询问，然后上报给朝廷，
询问内容包括对方的朝政和王室、风土人情、山川地理等方面，既使是来自友好国家或政权，一般也要询问清楚，以备不时之需。地方官还有监督外国人的职责，从入境到出境，连其随身携带之物都要记录。
说回西天取经，玄奘在长安弘福寺最早整理出来的资料之一，就是《大唐西域记》。这可不是为了满足李世民对异域的好奇心，而是为即将展开的大唐西域攻略提供情报。
《大唐西域记》详细记录了西域各国的地理地貌，对军事决策和远征有很大帮助。就在玄奘回长安的一年前，唐军已经攻取西域东部的焉耆国，眼看就要深入迷雾般的西域腹地。
有了《大唐西域记》，再与其他渠道收集的情报相互应证，唐军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以最小的损失达到战略目标。没有充足而又准确的情报，在纵横数千里的大漠戈壁，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不知道有多少将士会白白地埋骨异乡。
据记载，李世民向玄奘询问了天竺八位国王的情况，以及葱岭地区的地理、物产和风俗。这也正是唐军在西域达到的疆域极限，超出如今中国的版图。
李世民的儿子高宗李治，接见日本遣唐使阪合部石布时，除了日本本身的情况外，还详细询问了虾夷，有没有五谷？答没有，只吃肉；有没有房屋，答没有，依树而住。
李世民等诸位皇帝的重视使情报收集成为唐朝的一项制度，并延续到唐朝中后期。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怛逻斯之战后，被俘的唐军小官杜环写下《经行记》，就是这种制度和习惯的产物。
顾愔的《新罗国记》、赵憬的《北征杂记》（记录回纥）、还有一人灭一国的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等等不一而足。边疆地区的军政长官更是情报搜集的专家，如王忠嗣的《西域图》、韦机的《西征记》（针对西突厥）。
总之，唐朝对周边国家的情报收集是相当全面的，从各个层面、各个渠道着手，尽量不留下遗漏，为军事决策和具体的作战计划提供有力的情报保障。
所以，唐朝能达到中国古代王朝的顶峰，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包括情报收集在内的、由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扎实工作。与满清的封闭保守、狂妄自大，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遗憾的是，唐朝关于异域情况的书籍都已散失，只能从其他文献里得到一些线索，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唯一留存至今的是一本《蛮书》，记载的是南诏国以及云南各民族的情况，作者叫樊绰，当过安南经略使，与南诏国打过仗，恰好证实了唐朝官员对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
参考资料：《多极亚洲中的唐王朝》、《隋唐佛教史稿》、《旧唐书·太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