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为什么如此出名？了解以下三点，你就懂了
现实的客观需求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凭空诞生的，它集合了从魏晋到宋元以来所有民间和史学界对“三国”的不同看法和传说，倘若《三国演义》是一片海，那么它的形成是由于许许多多的大江小河一起汇聚而成的。
在魏晋时期，三国中的“蜀国”的地位一直并不高，是被当成贼寇政权来看待的，陈寿尽管有心想要把蜀国纳为正统，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这并不允许他这样做。
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中就已经道出了缘由说：
“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那么蜀国的第一次地位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五胡乱华以后“衣冠南渡”，西晋灭亡，东晋退居南方。被视为正统王朝根据地的中原落入异族手里，这个时候东晋的地位是相当尴尬的，因此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直接把蜀国列为正统，不承认魏国政权的合法性了。
如此一来，晋直接承接的是蜀国，而不是魏国。
还有一个相似的情形就是南宋时期，南宋在“靖康之变”中同样南渡，成为退居南方的政权，因此为了维护南宋政权的合法性。蜀国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提高，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再次把蜀国列为正统，但是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直接是以魏国承接汉朝。
譬如朱熹在书中直接称曹操为“操”，称呼刘备则为“帝”，贬褒之意不言而喻。两次历史世间促成了蜀国地位的改变，“帝魏寇蜀”的观念逐渐被“寇魏帝蜀”所取代，应该说就是这种历史的现实需求造就了蜀国。
民间艺术的传播现实基础决定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夸张程度，伴随着蜀国地位提高的还有“尊刘贬曹”风气的形成。两者几乎是一同进行的，曹操的负面形象从晋朝时期开始，一直经久不衰的流传，当时出现如《魏略》、《世说新语》、《曹瞒传》，《异同杂语》这些野史，大量记载了一个褪去政治光环的血肉曹操形象。
但试想在“为尊者讳”的时代，假如魏国没有被取代的话，这样的野史怎么可能出现，必然将遭受当局的严厉打压。正因为魏国灭亡了，反正爱怎么写也没有人来管，“尊刘贬曹”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这种形态之下，关于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兄弟之情也走上被歌功颂德的道路。
如数万首唐诗中，就有一百多首和诸葛亮有关，如此高频率的赞颂，无疑增强了三国人物在历史上的印记。而诸葛亮作为忠诚典范，当权者自然要对他的“贤、良、忠、直”大力宣扬，实际上诸葛亮的成名也是在为封建统治服务。
毕竟像他和刘备这种君臣关系在历史上确实不多见，“如鱼得水”固然是每个君主都希望的，但是大臣们能够对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恐怕才是最高统治者对官僚们的暗示。在讲究“三纲五常，君臣伦理”的宋代，诸葛亮无疑又得到了一次强化。
而历代统治者对诸葛亮的加封也是水涨船高，从晋朝开始就加封为武兴王；唐朝时追封为武灵王，并赐庙；宋也赐“英惠庙”，加称“仁济”；连没有什么文化底蕴的元代统治者也追封他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
关羽就更厉害了，直接经历了一个“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转变过程，简直就像修仙一样直接从一介凡人成为皇帝乃至神仙。他最初的谥号是壮缪侯，到北宋徽宗时期开始被封为“武安王”，万历朝时直接封了个“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乾隆时期也封了个“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纵观中国历史，恐怕也只有关羽一个人享受到了这个殊荣。
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诸葛亮、刘备和关羽张飞们的故事必然将会世代永传，民间艺术的加持为他们的故事包括这段历史的传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故事写得好当然，三国能够经久不衰的成为一个历史话题，还得归功于《三国演义》。老实说，这本书写的确实好，比很多国外名著都要精彩，古代中国人确实是从种地、打仗到写书吟诗样样精通，聪明的不得了，相比之下咱们现代人则显得相形见绌。
《三国演义》虽然改编了大量的历史情节，但总体还是遵循了历史脉络。故事说得好，又有很多经典情节，如“过五关斩六将”、“三英战吕布”、赤壁之战直接改编成为神仙助阵，故事写得好，老百姓自然爱看，毕竟绝大多数人看书无非图个乐子，愉悦和轻松。
拿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出来，恐怕大家更愿意到梦里和周公下棋。
综上所述，三国这段历史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数千年来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加持，再加上《三国演义》这本神书的传播，想不出名都难。然而若论精彩，春秋战国恐怕才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但缺乏像《三国演义》这种经典小说的改编传播，因此和三国比起来，春秋战国反而只是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
凡此种种都说明“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去不断的炒作和包装，武大郎也能变成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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