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为什么在宋朝寡妇最受男人欢迎？
当宋朝理学盛行时，宋人便会惯于把妇女的贤良与家道的兴衰挂钩起来。司马光提出为人妻者必具“六德”：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原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当中位于第二的“清洁”并非指个人卫生，而是强调妇女应该洁身自爱，夫亡而守节，也就是所谓的“贞女不更二夫”。
不过，在家训着作中，也仅司马光一人谈及从一而终。因此，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说，这就是宋代社会的常态，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北宋文人是倾向提倡妇女守节，比如再嫁寡妇中，有传记者只有寥寥八人。而当要着墨于再嫁寡妇，文人多数会把寡妇再嫁之举归因家族压迫，以及重点刻划寡妇们无可奈何的屈服。
但事实上，往往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写法令人不禁怀疑传记的真实性。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总结，当时守节妇女比再嫁妇女多。实际上，宋代法律未曾明确禁止妇女再嫁，《宋刑统》甚至把寡妇更嫁期由宋初的27个月缩短为100天，所以说“失节事大”这种的贞节观很多时候只停留于文人的偏好与理想上。因此，再嫁或离婚在当时并非甚么十恶不赦之事。
不少寡妇再嫁都是出自于家庭、宗族压力与催促，但族人的干涉亦不代表妇女本人的意愿完全被漠视，很多时候再嫁者本人也有相当的自主权，如赵鼎臣堂姐拒绝改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为了染指产业，自招接脚夫的徐氏。不过，自主权的多寡，或多或少都是与再嫁者所拥有的财产有所挂钩，如孙广妻崔氏在夫死后亦无所依属，也只能择人再嫁；相反，薛家寡妇柴氏富有，不仅遭士大丈相争，更反告当朝宰相向敏中。
当然，这并非一概而论，不是所有身无所依的寡妇都只有再嫁这一路可选。，再嫁的自主权可以由众多因素影响，但守节与否就更多是由经济情况所决定。
寡妇改嫁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唐人与金人遗风、父母怜爱、家中经济状况、寡妇是否拥有巨产等。在婚姻市场中，富有寡妇比其他女性，甚至处女更具筹码，所以，不难从妇女再嫁问题中窥探出当时的重财婚姻风，及从此延伸出来的婚姻买卖。
婚姻论财其实并非是宋代独有，而是在汉朝已流弊已深。宋代婚姻的“直求资财”很大可能是从宋朝的厚嫁风引致。作为父母，本就会视嫁妆为对待嫁女儿的祝福及关爱，因而尽力把婚礼办置得更为丰盛。而在《宗法条目》中更有清晰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除了嫁资比娶费多一倍外，寡妇若是要再嫁，嫁资恐怕要再翻一翻。由此可见，娶寡妇就等同比娶处女有多几倍的嫁资。
“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正是因为当时这股重财之风，使时人大多愿意追求富有的寡妇。比如孙祖德就“娶富人妻，以规其有财”，或是刘宗古“归孀妇李财产，与同居”， 更甚者，身为朝廷命官的王蘧，因贪图常州江阴孀妇的财产，甘愿成为上门赘婿。 这些一切，在提高社会对寡妇再嫁认可度的同时，也不免为本来正当的再嫁行为染上极为浓厚的金钱交易色彩。
在“不问阀阅”的婚姻观转变下，宋仁宗面对士商间频繁的婚姻交易也束手无策。虽然多次发布诏令，以“御史台街司察举之”打击重财婚姻，可是大多沦为一纸空文。就在朝廷慢慢放宽限制的同时，社会对再嫁寡妇的包容也渐渐增加。
不过在宋代寡妇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时，伴随而来却是一道道无形的枷锁。本应赵鼎臣堂姐坚要对亡夫从一而终应是值得赞许之事，却没想到因不听父母言，而遭到四周邻里“不孝、不义、不智、不仁”的批评。由此可见，在宋代重孝的思想下，寡妇在再嫁、守节之事未得以实践个人意愿。除了对父母唯唯诺诺之余，更可能被“夺志而嫁之”。与其说宋朝给予妇女改嫁及离婚权，不如说这些权益甚少落在寡妇自身身上。
哪怕权益落在其身上，很多时候都并不完整，或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无子寡妇能够继承亡夫财产，但只是一种“代承”，即是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极其量担当代理人一职，这与儿子的直接承继有所不同。与儿子相比，寡妇的继承权既不绝对，也不完整，却需要以恪守贞节为前提才能获得。巡检之妻如阿常因再嫁，而被法官胡石壁除了指责她“背夫绝义”，贬称她对亡夫之业有“染指之意”。由此可知，寡妇一旦再嫁，则等同失去夫家物业、屋业、财产的承继权。换言之，寡妇的生存权想得到夫家的保障，自己就先得以整个夫宗及家族的利益为先。
在婚姻论财的风气下，富孀当然同样会面对到上述情况。只不过富孀在丰厚的随嫁资产下，受的影响更小，甚至所面对的情况与普通寡妇相反。她们极有可能因为携妆奁田再嫁，而令夫家陷入了经济窘态。在这个时候，富孀因雄厚的嫁妆，享有更大的决定权与地位。不仅没有了“夫族要确保其财产于夫家”的压力外，甚至在决定再嫁时备受挽留。
此外，有富孀想为亡夫管理家业，或是拥有前夫庄田的管理使用权，更可以招赘。宋代的赘婚极为普遍，“布袋”或者“补代”这些赘婚指代词便是始于宋代民间，可见赘婚在宋间民间社会都有一定的普遍性与认可性。接受“接脚赘婚”的男子被称为“接脚夫”，且多为贫穷男子。比如在《络阳缙绅旧闻记》中，穷小子焦生因突如其来的招赘，欣喜若狂。与传统婚姻相反，男性不再是婚姻的主导与支配者。赘婿居于妻宗，并不能肆意妄为。一旦他久出不归或离婚归宗，就可能丧失财产承继权。不过这份承继权很大程度被女性所制约，他们除了要受妻子的监督，亦有可能随时被休掉，所以女性在接脚赘婚当中有更大的主动权与更高的法律地位。
虽然普通寡妇地位并不会因再嫁而有所影响，但她们却无法体验富孀在招赘婿的过程得到的自主管理权与离婚权。加上，富孀在“婚姻论财”的风气下的再嫁门路本就比普通寡妇多，可见富孀的婚姻自主权较为大。
两宋因经济结构转型及前朝遗风所影响，妇女地位已经大大提升。无论寡女选择守寡或是再嫁，都总要面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前者要对现实及父母意见进行考量，后者看似是拥有更多的权益，却同时有不少无形的束缚。虽不能把普通寡妇与富孀视为一个群体，始终后者享有较大的权利与较高的地位，但不能否认，宋代“婚姻论财”这个婚嫁歪风，无形提高了百姓对再婚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