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手握10万精兵，为何被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
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传庭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聚歼起义军，打得李自成仅率18骑突围而走。
在当时，陕西境内的义军基本被扑灭，如果再加一把劲，不说能逮住李自成，最起码朝廷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失去对时局的掌控。
然而，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大帝的命令下来了。
崇祯十一年八月，多尔衮率清军从密云突破长城进入关内，由于大帝的瞎指挥（派一个太监去监军），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以致京城戒严，再无人能迎战清军。于是大帝紧急从各地抽调精锐进京勤王。而孙传庭和洪承畴都在被征招之列。
对于进京勤王，孙传庭没意见，但是他反对把陕西精锐留在京师。因为他认为如果把陕西精锐留下，用于守卫蓟辽。那么李自成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之前的努力也全作废了。
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
但是，崇祯大帝在杨嗣昌的影响下，对此提议据不理会。他认为闯贼不足为患，朝廷花点钱安抚就好了，清军才是大敌，他要留着中原精锐出关打大仗。
崇祯大帝这一骚操作的结果，就是中原精锐就都留在了蓟辽，起义军余部也因此获得了喘息之机。而孙传庭则因为不满，想引病告休，惹得大帝大骂，不仅被贬为平民，而且还被关进了大牢。
半年后，河南大旱，流民高达百万，李自成见机，从陕西杀向河南，很快就拉起了一支十多万人的部队。孙传庭此前的预言，果然得到了应验。
按道理说，义军死灰复燃，朝廷自然就得精锐去剿。然而，崇祯大帝此时却没兵可派。
为什么呢？因为同一年，皇太极命济尔哈朗和多铎包围锦州，关外告急。崇祯大帝在审时度势后，认为先救锦州要紧。
为此，他令洪承畴为援锦统帅，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和吴三桂八位总兵及步骑十三万出关，会兵于宁远，解锦州之围。
所以此时，他手上自然也就无兵可派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这是明朝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堪称是转折之年。
在这一年，洪承畴的援锦大军被皇太极打得大败，53783人战死，数万人被俘，13万精锐仅有吴三桂一支保存了下来。
而在中原战场，被抽调了精锐后，明朝的地方部队根本打不过起义军，李自成的人马越打越多，而明朝连续两任三边总督（傅宗龙和汪乔年）则都战败而死。两年前与孙传庭抬杠的杨嗣昌直接因此气死，为他当年的愚蠢买了单。
连续击败明军，起义军在河南、湖北一带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今非昔比，可谓是鸟枪换炮。而朝廷则失去了对中原的掌控。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崇祯大帝闻之震惊，因为开封要是守不住，义军顺势向北，京城也会受到威胁。而此时关外已经惨败，清军压境，京城已无法再承受两面夹击了。
于是崇祯终于想到了监中的孙传庭，重新启用他，并在不给钱粮的情况下，令他率几千兵马驰援开封。
然而前面已经说了，义军此时鸟枪换炮，早已不是当年的流寇部队。
孙传庭还没到，义军就在朱仙镇之战中歼灭了明军十八万人，左良玉率领明军残部狂逃几百里，军心士气涣散到了极点。所以孙传庭的这次“救火”，必然是凶多吉少。
面对这种危局，孙传庭向崇祯大帝请求，希望大帝能给钱给人，并宽限他一段时间，让他练出精兵后再去迎战李自成。
然而孙传庭的合理建议却遭到了大帝的无端揣摩。大帝就像当年逼洪承畴一样，逼迫孙传庭率编练未成的军队出战，孙被迫无奈之下只好出战，结果在柿园之役被打的惨败。
PS：柿园之役，孙传庭的指挥没问题，明军战败是因为军纪不严。初战击败义军后，食不果腹的新募明军争相抢夺战利品，导致行军队列混乱，被义军顺势反击打败。
之后三个月时间，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平贼将军左良玉又先后在南阳和襄阳被李自成的义军击败，河南战事糜烂到了极点，已无可救药。崇祯大帝对此颇感不满，他又一次逼迫孙传庭出战（因为已经没人了），并严厉训斥了孙传庭的整军备战请求。
当时有不少明军都投降了义军，而孙传庭在大帝不给钱粮前提下，要自募军费兵马，必然少不了要拿关中士绅开刀，逼他们捐钱捐物。再加上大帝本就不信任孙传庭，所以当关中士绅造谣孙传庭养寇自重后，大帝怕孙传庭不受节制，便下手敕催战，逼得孙传庭无可奈何。
对于大帝的不合理出战命令，兵部侍郎张凤翔屡劝不止，他希望大帝冷静，说孙传庭是唯一的希望，皇上没家当可败了，孙传庭不可再轻动。
孙传庭也飞书京城，言辞恳切的说：李自成靠不纳粮的口号吸引百姓投靠，但他却不恢复生产，就知道抢富户。只要我们坚守不出战，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用不了五个月，就会断粮。而断粮后，必然是军心涣散。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计守潼关，待他们军心涣散之后，再出击。
然而，大帝以钢铁般的意志拒绝了这些凡夫俗子的愚昧之见，坚决逼迫孙传庭送死。
结果，崇祯十六年七月，孙传庭被迫出关与李自成决战。
这一战不用多说，两个字——惨败。最后的四万精锐灭了，孙传庭本人也身死战场。
事后，大帝懊悔不已，但他本人又不愿意承担催战失利的责任。于是他就下了一道非常败人品的圣旨——以“诈死潜逃”为借口，把大军战败的罪名都扣在了孙传庭头上。而大帝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也很快遭到了报应。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大军进抵山西，没有一个明朝统兵大将再愿意出战。吴三桂在山海关坐视观望，左良玉在武昌也是坐视观望。没有人愿意为大帝背黑锅。大帝最后殉国时，身边除了一个老太监，再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