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退位时国库仍较富裕，但皇权专制和骄奢淫逸使清朝由盛而衰
对比起父祖，清高宗留给后代的家底属实是厚。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圣祖驾崩时，那一年的国库存银仅是2716万两，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世宗驾崩时，那一年的国库存银仅比康熙驾崩时增长了737万两，可是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国库就增长到了将近7000万两白银（具体是6939万两白银），这其中清高宗还花了很多钱完成了许多“壮举”，此等功绩，很难不让他沾沾自喜。
但这“厚厚的家底”，却没让清仁宗有多少开心，他反而愁得不行，因为权力他拿不到，甚至他的话还没有和珅的管用，朝廷真正的“老板”，还是太上皇帝清高宗。
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年号中，在他是皇帝的名义的几年时间里，大清爆发了一场“内乱”，国库存银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还是6939万两，可在第二年的嘉庆元年（1796年）就跌到了5658万两，最离谱的是第三年，直接再次暴跌，变成了2792万两，这意味着在嘉庆二年（1797年），大清经济国库直接倒退七十多年，回到康熙末年的水平。
这场内乱就是嘉庆年间著名的“白莲教起义”。
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让大清国库回到康熙朝
白莲教起义乃是清朝有名的一次内部农民起义，又称“川楚”教乱，波及数省之地，给大清的统治来了一次震感极强的撼动，而白莲教起义，则是让清仁宗欲哭无泪，因为白莲教起义的时候，清高宗已经摆脱皇帝身份了，这一笔“过”，是记在清仁宗头上的。
其实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时候，在河南就有一个著名的“混元教起义”，不过那时候朝廷力强，混元教很快就被镇压了，事实上混元教就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所以白莲教的“起事”乃是很多年前就有预谋的。
只是让清仁宗没想到的是，他刚登基，就背上了这个大黑锅。
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将起事时间定在“三辰”（辰年辰月辰日），这个时间，正好是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初十，嘉庆年号刚改不久，民间百姓的“祝福”没有迎来，迎来的是百姓们对清王朝不满的武器和愤怒。
而“白莲教”本身，就是“康乾盛世”背后阴暗真实的一个“凝聚物”。
早在白莲教爆发之前，白莲教的存在便已经让朝廷给“感知”到了，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四川”、“湖北”两地的税收，连续几年非常低下，但是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却是在乾隆后期大量涌入，一方面是暴增的转移人口，一方面是反而降低的税收数量，这些人想做什么，朝廷怎么可能感觉不到。
之所以四川和湖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子还是在于“土地兼并”。
就拿湖北来说，在清世祖刚入关的时候，湖北地区的农民百姓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还能达到“一百二十亩”，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这其中一百多年的历史），湖北的人均拥有量才仅是“三亩”，缩水了超过九成之数，可见人地矛盾已经很大了。
而且人地矛盾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乾隆后期，清高宗对待政治偏懒散，手下的贪官污吏几乎没有被整治过，所以其他地区的百姓一旦遇到灾难就只能逃难，久而久之都集中到了四川和湖北地区，如此一来还加剧了人地矛盾，他们最终都被白莲教吸纳。
其实白莲教也没有太神秘的地方，所谓的口号和愿景，本质都是一种信仰引导罢了，在农民运动中，这种手段是常见的，所以白莲教本质就是乾隆朝留下的致命隐患，是清高宗的统治不当引发的“雪山隐患”，只要一声巨响，那么便会发生大面积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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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清高宗“退位”就是那声巨响，让白莲教的火焰迅速点燃。
约定好的“三辰”时日到了后，白莲教起义的省份纷纷响应，爆发了对清王朝的痛击，一时之间，清朝廷内部一片紊乱，清仁宗欲哭无泪，清高宗还愣在原地，回过神后，太上皇帝下令镇压农民起义，可他没想到，救火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星火燎原的速度。
白莲教迅速蔓延到了其他地区，一共有五省的“白莲教”一起行事，面对来势汹汹的白莲教，清朝的精锐八旗却尴尬了，优渥的生活和已经扔下多年的“武功”让他们和最初建国的八旗仿佛是两种人，已经腐朽的大清朝军队无力镇压十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农民起义军，多个地区的守军“败讯”蜂拥而至。
这注定了清朝廷要和白莲教开始拉锯战了，而拉锯战，就是需要钱。
忽如其来的暴动让清仁宗很担忧，整个朝廷唯恐他倒霉到底，明明当了皇帝，可是却没有太多的实权，最让他欲哭无泪的是，如果一旦输了这场内战，那么大清的“亡国皇帝”就不是清高宗而是他清仁宗了。
有趣的是，面对白莲教起义，清仁宗还不能做些什么，因为掌握大权的还是清高宗，镇压白莲教的命令下达者还是清高宗，可清高宗已经很老了，这种种因素都给了白莲教扩张的空间。
白莲教示意图
嘉庆元年（1796年），光是这一年，大清朝廷税收收入的一千万两白银就填进了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之中，而且这还不够，国库中还得抽出一千三百万两白银来支撑平定内乱，这是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来，朝廷国库第一次由国库年年都有一点盈余，变成巨大的“赤字”。
这还不是巅峰的亏损，在嘉庆二年（1797年），白莲教的动静引起了大面积的生产瘫痪，大清朝廷能收上来的税收少了，而白莲教的掌控地区多了，也更强了，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局面，所以这一年，国库中又搬出了近三千万两白银来支持平定内乱，这一年大清为了镇压白莲教，已经花进去了至少四千万两白银。
或许清高宗都没想到，他竟然在有生之年看着自己留给清仁宗的“家底”被自己用来平息农民起义而打光，所以为什么历史上的白莲教起义都说对清王朝造成沉重的打击，不说太细的方面，就光是税收和国库的盈亏来看，都能看到很明显的差别。
随着白莲教把大清朝廷拉入这个沼泽越来越深，清高宗都有心无力了，清仁宗更是很着急，他无时不刻红着眼睛盯着和珅，因为朝廷快没钱了，可是和珅这个“钱袋子”起码还有数亿白银的资产，就连镇压白莲教时候的大量花销，和珅都敢伸手贪污。
这也是为什么在嘉庆四年（1799年），清高宗驾崩半个月不到，清仁宗立即处理了和珅，就跟年三十做团圆饭的厨子一样，起锅烧油，准备吃一顿硬菜疗养一年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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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一倒，嘉庆吃饱，和珅被清仁宗清剿的财富高达数亿两白银，很多史料都说和珅的资产等于是清王朝十几年的国库收入，可都语焉不详，因为和珅的钱还没捂热乎，也不可能捂热乎，立即就得拿出去打仗了。
有了和珅的“援助”，大清朝廷终于占据上风，一直到嘉庆九年（1804年），彻底平定了白莲教起义，而嘉庆九年的国库，在年末统计出了一个让清仁宗手抖不已的数字：2165万两。
大清朝的国库存银在乾隆朝走上巅峰，可钱多只是表象，里子坏了才是真相
雍正朝的“国库”巅峰在雍正八年（1730年），存量高达6218万两白银，在他登基八年的时间里，国库就增长了三千多万两白银，这一切都是清世宗坚持“反贪”的成果。
康熙朝中前期整体的国库存量都是在“盈余”的，可是在康熙后期，因为清圣祖本身所推崇的“奢靡之风”，让康熙朝后期的国库年年亏损，虽然只是小亏损，可苗头已经显露出来了，因此雍正朝，清世宗要做的事情一定是反贪。
即便在雍正九年（1731年）开始，一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国库年年都要亏，这都是因为“外战”的因素，在大清内部来说，吏治和官场环境已经被清世宗大程度肃清、改善了，只要战争结束，大清朝廷就能迅速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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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知道，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又开始学康熙皇帝那一套，大搞奢靡之风。
乾隆皇帝的潇洒自然不用多说，而乾隆皇帝的思维也是十分奇特的，他自己享乐还不说，仍不忘记慷慨地让下面的官员也一同享受，这种风气就渐渐养成了。最要命的是，清高宗还特别长寿，雍正皇帝所建立的“反贪体系”，都给清高宗给带垮了。
和珅就是乾隆朝最典型的一个贪污人物，最离谱的是，和珅还是清高宗最顶级的心腹，也是贪得最多的人。
清高宗的国库总量迅速增长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最巅峰的白银存量达到8100多万两，这是清朝最顶峰的数据，所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就是“康乾盛世”的最大成果。
只可惜，这个数量暴增的背后，乃是“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事实的推动，比如在乾隆初期，乾隆六年（1741年）的时候，天下总人口的数量才是一亿出头，但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人口却突破了三亿，这其中将近两个亿的增幅，对经济的推动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人口暴增也是白莲教起义“大规模”爆发的基础。
一方面是人口暴增，一方面是清高宗所推行的奢靡之风，另一方面则是连续不断的中小规模起义，这就无可避免地展现了乾隆时期的统治问题，是存在极大的缺陷的，所以清高宗的“国库”，注定注定短时间保持好看的数字，即便没有农民起义来消耗国库，迟早也会被整一个贪腐系统所吸干，最终还得需要一个反贪的皇帝才能从头到尾肃清，恢复正常。
清朝疆域图
所以说，乾隆朝是大清的巅峰，也同样是大清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由盛转衰”，正是一种习惯，一种政治体系内部崇尚“贪腐”的习惯，正是这种习惯，让大清仿佛被顽疾附骨，一直缠到大清朝毁灭。
清高宗的富有：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体现
清高宗自诩“十全老人”，他的确是有功绩的，但有些事情确实也没做好，这都是客观事实，假如他愿意按照清世宗的路线往下走，那么大清朝在他的手上，将是一个蜕变，甚至是走向世界的局面，只可惜，最终还是演变成了“内斗”。
在历史上，关于盛世的标准，一是“国库充盈”，另一个就是“百姓安居乐业”，可真正的盛世，还包括了“藏富于民”。
国库充盈，这是朝廷有钱，但是一个朝廷想有钱的办法很多，光是朝廷有钱并不能够说明民间的百姓就过得好。
只有百姓既能够“安居乐业”，家里又还有存量，这才是真的盛世，如果只是朝廷有钱，那根本就不是百姓的盛世，那仅仅是中央皇权加强的背后，对百姓和民间的进一步剥削，很显然，乾隆朝数十年光景，人口暴增将近两亿且国库充盈的背后，就是一场场“收割”。
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个客观事实最好的证明。
乾隆下江南
而皇权加强，乃是整个大清封建历史的主流命题，清高宗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的确做到了皇权所能做到的顶峰，如果乾隆后期少些奢靡的玩乐，多些勤政，那么大清的历史必将不同，但清高宗却不是如此，六下江南以及“千叟宴”的花销，就让清高宗的“消费”达到了历史君王之最，花过钱的皇帝，是很难回头的。
因此在乾隆朝之后的统治者，一方面又在竭力对朝廷乱象进行回到正轨的拉扯，一方面也难以消除这种皇权集中带来的“奢靡”习惯，再加上不久之后的外国侵略者搅局，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等因素，大清正式积重难返，最后的光景里，也只是皇族和西方侵略者互相妥协下的苟延残喘罢了。
只用一个皇帝的时候，就将一个王朝的“盛衰”都经历一遍，在古代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少有的，唐朝有唐玄宗，清朝就有乾隆皇帝。
但唐玄宗时代不同的是，唐朝民间百姓心向唐玄宗，即便是安史之乱都仍然如此，唐朝由盛转衰也是因为兵祸，而不是民乱，这都是因为唐玄宗时期，实实在在做到了藏富于民，国库的存银数量体面好看，百姓还有大量的盈余。
相比之下，大清统治者显然是更加追求奢靡，而乾隆一朝最遗憾的是，清高宗破坏了清世宗所奠定的朝廷发展路线和基础，不仅让清世宗的反贪功亏一篑，回到了康熙后期的贪腐破败环境，而且还愈演愈烈。
所以清高宗眼睁睁看着自己攒着的那些白银犹如流水淌走，这只能说是他的因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