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可能不算错,但你最好不要再打着《苦命天子》的旗号去说,因为这并不是茅海建的观点。
简单来说,茅海建认为,咸丰帝的苦命,主要体现在他身上有一种新旧文明的错位感。
在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问世前,恐怕很少有人敢说咸丰帝是个苦命天子。相反,晚清之所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完全是因为包括咸丰帝在内的清朝皇帝太昏庸了,太腐败了,太不理朝政了,太花天酒地了,这差不多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历史学科班出身者的共识。
但《天朝的崩溃》扭转了这一史观,茅海建认为,清朝在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因为古代文明无法战胜近代文明,农业文明无法战胜工业文明,这跟皇帝是否昏庸无道,大臣是否作壁上观关系不大。
而茅海建在《苦命天子》里延续了这一思路,他认为咸丰帝之所以是苦命天子,是因为他总是试图按照前现代的思维去理解近代的事件,并按照前现代的思维去处理的近代的问题,结果就是他越努力越无效,越处理越糟糕,越挣扎越沉沦,越有责任感就越挫败,最后只能落个灰心丧气,徒呼奈何的结局。如果咸丰帝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世界,他的作为未必超过康乾,但也不至于混得那样惨。
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在指示大臣与英法两国交涉的过程中,他对所有具备侵略性的条件几乎都能接受,但唯独不能接受的竟然是公使常驻北京、公使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等毫无侵略性的外事礼仪,甚至因此而不愿回北京,最后死在了热河。因为他觉得,割地赔款失去的只是土地和金钱,但让蛮夷整天在他卧榻之侧酣睡,递国书甚至不用下跪,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天朝的体面问题,让他实在受不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错位感不仅体现在咸丰帝身上,更体现在有能力决定中国命运的那些官员身上。
这可能才是茅海建在《苦命天子》里想要去着重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