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投奔周文王的原因，史书隐藏得太深，难怪周文王敢打黎国
《周本纪》：“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
根据史记记载，姬昌首先以理服人，化解了虞芮之争，于是诸侯都说“西伯盖受命之君”，似乎表达的是虞芮投靠了周人；接下来两年，姬昌攻打北方的犬戎，甘肃的密须；之后，姬昌突然攻打远在山西东部的黎国，与河南西北部的邘国，这两国都很靠近殷商都城属于商朝铁杆同盟，说明姬昌已经明确造反；最后，姬昌灭掉了崇国，并将都城迁徙到了丰地（西安一带），后来周武王在丰地河对岸建立了镐京。
以上述记载来看，姬昌通过崇国北部出兵，征服虞国、芮国，再通过这两国进攻黎国与邘国。然而，从军事战略上看，如果没有征服黎国西部的区域，包括上图画问号的区域，那么姬昌攻打黎国与邘国时，问号区域一旦重兵出击，他将面临后路被切断的风险，乃至由此导致全军覆没。显然，历史现实与军事规律相矛盾，史记却没有给予明确的解答。
攻打黎国与邘国，纵兵殷商准核心区域一带，无疑会动摇殷商的统治基础，政治效应非常大，让天下诸侯看到殷商虚弱到在准核心区域任由周人来去。但反过来，一旦周文王遭遇军事失败，那么后果不言而喻，诸侯们必然不敢轻易叛商投周，这对周文王将会是一记重击。
那么，姬昌攻打黎国与邘国，到底是属于军事冒险，还是步步为营的军事行动？其实，《周本纪》中隐藏了一个重要诸侯国，而此国还与姜子牙有关。
欲要揭开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问号区域有什么诸侯国，而根据甲骨文卜辞、考古、地望、史料来看，问号区域有一个叫“吕国”的诸侯国。
相传，大禹治水的助手伯夷，因为“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而被封在了吕地。至于其区位，古代不少学者认为是在河南南阳（下图，吕侯墓），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六》记载“当成周（洛阳）者，南有申、吕，是也”。
然而，种种证据表明，吕国是在山西一带，以下是四个重要证据。
首先，甲骨文卜辞记载“于吕，王乃田，亡灾。贞，吕不受其年。丙辰卜，谷贞曰，吉方及口方敦吕。”商王多次巡视吕国，并卜问吕国丰不丰收，说明吕国位于殷商较为核心的统治区域内，与殷商关系密切；吉国曾攻打过吕国，考证知道吉国位于山西西部，因此吕国应与其相邻，或山西西部或南部。
其次，从地望上看，山西中西部有“吕梁山”，西南部“吕乡”、“吕城”等名称，应该是吕国留下的历史遗迹。
第三，在甘肃灵台县等地，考古发现不少西周初期墓葬，其中发现一件青铜器上铭刻了“吕姜作簋”。从铭文上看，这是吕国嫁女，嫁到了古须密国，吕国与须密两国联姻。显然，从距离上来看，吕国应该在山西西部或南部，毕竟南阳距离古须密国太远了。
第四，从史料上看，西周中期的周宣王，曾将吕国的一支迁徙到了南阳，在此建立了吕国。不过，史料中没有说明原先吕国所在区域。
由此可见，商代吕国不在河南南阳，而是在如今的山西地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等认为吕国在山西西南部或西部，大致位于上图的问号区域。
随着周国崛起、以及殷商衰落，虞国、芮国、吕国等的位置越发关键，成为阻挡周人东进的重要防线。那么，在商周博弈的历史大潮中，这些诸侯国该如何选择呢？笔者认为，纣王释放姬昌后，虞国、芮国、吕国等国先后臣服于周国，最为符合当时的历史。
古公亶父迁岐之后，通过与羌人、殷商联姻，周人迅速崛起，从一个逃难部落迅速成为西部第一诸侯，由于周人强势崛起，所以商王才会杀了季历（周文王之父）。商纣王时期，由于东夷造反，纣王需要对东夷用兵，不得已才对周国采取绥靖政策，担心激反西部诸侯引发更大的动荡，所以才会释放姬昌，至于美女珍宝贿赂而放姬昌，只是文人丑化纣王的手段罢了。
因此，当时周国犹如旭日东升，兵锋锐利。更为可怕的是，姬昌是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君主，面对挡在东进路线上的诸侯国，他会怎么做呢？毫无疑问的套路是，先威逼利诱，不行就会兵临城下。
所谓姬昌化解了虞芮之争，得到两国的臣服，其背后更关键的应该是周人的武力威慑。殷商远水救不了近火，虞芮直面周人的灭国威胁时，两国只能臣服。与此同时，吕国直面周人的威胁时，它也只能臣服于周国，否则就会像崇国一样被灭。或者，早在虞芮之前吕国就已臣服周国，在吕国的帮助下，虞芮两国更是只能臣服。至于山西中西部的“吉方”等国，可能因不愿臣服而被周人灭掉了。
由于虞国、芮国、吕国等国的臣服，让姬昌有了攻击黎国与邘国的安全通道。其实，作为一代雄主，姬昌不太可能过于冒险，他的军事行动必然有所保障，只是史记将吕国投降隐藏了，才导致本文开头的疑问。
关于吕国臣服于周人，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即是姜子牙。
根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子牙是吕国之后，不过是庶出的一支，早已沦为穷苦平民，大约是在纣王释放姬昌后，投靠了周国。
但这段记载疑问颇多，比如：姜子牙作为吕国的后裔，在投靠姬昌后不久，姬昌就开始攻打黎国与邘国，那么姜子牙投周与吕国臣服于周，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两者是一体的？史书记载姜子牙是穷困平民，但当时还是“王侯将相真有种”的社会，姬昌仅仅凭借一番交谈，就认为一个穷困平民是“兴周圣人”，进而任命他为“太师”？
显然，以上两个问题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姜子牙是能左右吕国政局的大人物，背后有着足够的筹码——吕国，姬昌对吕国投诚期待已久，所以才将他称为“太公望”，才会任命他为太师，背后折射的是吕国叛商投周，导致殷商西部防线遭到战略性破坏。
可见，由于东夷的牵制，商纣王无奈地在西部采取绥靖政策，任由周人扩张，导致周人愈发强大；在此过程中，吕国与姜子牙直面周人的兵锋，或是看透天下大势而主动投靠周人，或是处境艰难迫于无奈而投靠周人；吕国、虞国、芮国等先后臣服周人后，于是姬昌才去攻打黎国与邘国，以进一步动摇殷商统治。
因此，在商周交替的历史大潮中，周文王、姜子牙、商纣王等人的行为，其实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谈不上仁不仁、恶不恶，至于周文王“仁义无双”、商纣王“恶贯满盈”的形象，不过是古代文人在政治或学术上表达的需要罢了，但为了自圆其说逻辑自洽，于是有意无意的隐藏了一些历史事实。
参考资料：《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