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械斗黑幕：从肢解案、女人替男人顶包到宫廷“梃击案”
古案卷宗/不定期更新/细雨丝竹（撰文）|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的某个端午节，大理寺卿王槩恐怕是过不好了。一连收阅两个惨绝人寰、疑云密布的械斗案，字里行间血肉横飞，还怎么吃得下粽子？按在明代，乡村械斗不算罕见，原因亦大同小异，争田地、争水源、争码头……但一般形似两军对垒，不会冲破大多数人类所能承受的心理极限。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王槩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见过？但此次遇到的这二起，简直是人神共愤，在王公厚厚的两部工作笔记中也实属罕见。
贵州某地，某年月日，路人无意中在荒郊野外发现大块的人体组织。经搜寻，共寻获12块，有2颗头颅、2副躯干、4只胳膊、4条腿。从切口来看，明显是被他人用刀具肢解的。此类状况通常指向两种可能：一是复仇，二是企图掩盖亡人的身份。换言之，歹徒应该是亡者认识的人。
好在找到的各部位基本保存完好，仵作的复原工作进行顺利，恢复出两具大致完整的人体。当地广邀居民进行辨认，确认了二人的身份。这二名不幸的遇害者是本地人郭英、董海。
那么，凶手是谁、为何行凶呢？追根溯源，又是“资源”惹的祸。贵州地处高原，崇山峻岭、千沟万壑，古时农耕技术低下、交通不便，封建领主及奴隶制、原始氏族并存，可谓一穷二白、封闭落后。明朝建立以来，在贵州设立卫所，从外地迁来大量屯军、家属、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输入先进的生产工具、劳动组织形式，群策群力，厉行屯田。在明代初年还不会使用牛耕的贵州，生产力逐步提高，农、工、商业得到全面发展。然而，有了一点家底的众生对于“发展资源”的追求，丝毫也不弱于祖辈对“生存资源”的渴求。资源相对人数来说永远偏少，纠纷自然在所难免。
经查，郭英、董海两家和于海等人积怨甚深。于海似是一乡小霸，他精心策划，纠集于宝、侯八哥子、张兴、朱安、于宁等六名小兄弟，伺机出动，给赤手空拳的郭英、董海送去“惊喜”。于海一棍问候郭英，与后者的头部来一个“亲密接触”；张兴持“车幅”给董海“请安”，也正中其脑袋。由于他们的“礼节”过于隆重，郭英、董海立刻失去意识。
在于海的指使下，张兴持斧头把郭英的头当柴禾劈；侯八哥子拿出绳索，把董海的脖子看作卤鸭脖子来系。于海后来供称，郭、董二人就此断了气。接下来（注意时间过渡词，很重要）于海把刀递给于宝，教他剥下郭英、董海身上所穿的衣物，再练一练炖骨头汤必备的刀工。于宝不敢下手，甩给张兴去办。张兴弄出十二大块，也没有勇气再作进一步细分，匆忙用袋子装裹，赶一头驴子驮走，抛弃在荒野。
大概的过程没什么争议。但王槩注意到，贵州方面没有对一个关键细节作出明确的陈述，即上文提到的时间问题。仵作本应验明于海一伙是在郭英、董海离世后实施肢解的，还是在二人仍有生命体征时作出该残忍行为的，卷宗却对此语焉不详，在没有仵作检验结果为依据的情况下，直接按肢解活人论处。根据《大明律》，处理十分严厉：主谋于海处以凌迟，妻、子流放三千里，家财充作给受害人遗属的赔偿。从犯于宝、侯八哥子、张兴、朱安、于宁处以斩立决不待时。不过，于海之妻王氏已病故，无需流放；儿子于广招年仅十一岁且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童，于海请求免除其子流放。
实际上，假如于海的供述属实，开始肢解时郭英、董海已咽气，于海作为主谋应处以斩首，随从有加害行为的处以绞决，无加害行为的流放三千里、杖一百。【原文：凡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杀讫乃坐。】
因此肢解时间的认定关系到处理的轻重和波及范围。而贵州方面忽略仵作检验结果，潦草定论，颇有可能是迫于此事民愤极大，郭、董两个家族人多势众、施加了巨大压力所致。
或许正是考虑到上述因素，王槩用少见的委婉语气驳回了原结论，指示贵州细查于海一伙实施肢解与郭、董去世的先后顺序，举出的理由是“辨明于海等人是否掩盖了其他严重的行为”。
想象王槩当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皱着眉头拿起第二本卷宗。
山东某地，陈家（当家人为陈卓子）和沈家（当家人为沈刚）这对冤家越结越深，拳来脚往，永无宁日。
明朝人重视人情伦理，明廷也极力规劝百姓以互相体谅、谦让为原则，在“生活共同圈”之内自行解决利益分歧，要求人们将民事纠纷报送里甲、乡贤调解处理，禁止直接提起诉讼，以维持和睦融洽的人伦秩序。然而，明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平民文化发展壮大，物质利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断强化，传统“熟人社会”的调和方式往往不能定纷止争，而有司依然严严实实地锁闭着诉讼之门。这样一来，《大明律》所不能容忍的私力报复就难免一再出现了。
具体到陈、沈两家这里，陈卓子的朋友孟广出谋划策，纠合陈卓子等六十余人议定行动计划和日期。到了那一天，孟广、陈卓子、陈卓子的侄子陈义率领六十多名男丁，携带枪、鞭、“骨朵”、棍棒等兵器冲进沈刚家的院子，陈卓子的妻子尹氏、陈义的妻子吴喜儿拿着布口袋、被单跟从。孟广、陈卓子等人抓住沈刚的儿子沈某、沈刘伊等13人“戳打”，致沈家三人亡故。
三名受害者生前没有分家，“同财共居”，而且均未做过足以触犯极刑的行为，即《大明律》所谓“一家三口非死罪者”。孟广、陈卓子一方一次夺走“一家三口非死罪者”的生命，依照明律应付出比普通谋杀或斗殴致亡更高的代价。可是，从主谋孟广到从犯陈广儿，很多参与其事的男子报称“脱逃”，包括陈朴儿在内的另一部分陈家男丁报称“自缢身亡”。结果只把两名妇女——陈卓子妻尹氏、陈义妻吴喜儿定为“从而加功者”，即实施了加害行为的从犯，要处以“斩立决不待时”！
王槩发现，山东呈报的结论完全经不起推敲。笔者结合个人理解，将王槩的观点阐述如下：
读过王槩的工作笔记，笔者感觉他堪称“明朝妇女之友”，三番五次为疑似蒙冤受屈的妇女仗义执言。这一回，他又一次拍案而起，严词痛批，予以驳回。笔者把王槩的批驳翻译成一句大白话：“这不就是一群男人犯事、让两个女人顶锅吗？”至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就要问当地的衙司了。
一百多年之后，明末宫廷三大疑案之“梃击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震惊了整个大明。彼时，如果人们能够读到王槩留下的工作笔记，想必会觉得“梃击案”谜一般的结局在意料之中。
万历四十三年，明神宗朱翊钧被迫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已有14年。但人们仍不免猜测，未能册立心爱的郑贵妃所生之子朱常洵为继承人，明神宗始终耿耿于怀，郑贵妃必定心有不甘。
当年五月初四，男子张差受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唆使、协助，持木棍闯到慈庆宫，据说企图加害朱常洛。张差打伤了慈庆宫的守门太监，被朱常洛的内侍太监韩本用制服。
有人怀疑万贵妃为主谋，贵妃哭诉她不可能采用这种愚蠢的手段，庞保、刘成亦矢口否认张差的指证；也有人怀疑是朱常洛为了打击万贵妃势力而自导自演“苦肉计”，但方式同样太显笨拙。明神宗权衡利害，只公开处决张差，暗杀庞、刘二太监，把真相永久地沉埋于历史长河深处。
也许，之于明神宗和一百多年以前的地方衙司而言，是非曲直不是最重要的，维护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配置秩序才是第一要务。
本文参考资料：《明史》、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大明律集解附例》，张昀珠《官、民与法：明代社会司法实践研究》、何志玉《明代卫所屯田制与贵州地方经济发展：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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