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袁崇焕浴血奋战，击退了八旗兵的进犯，才使得京师保全，危机得以化解，按理说应该论功行赏，却为什么惹上了杀身之祸呢？

崇祯的质问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皇帝朱由检以“议饷”之名召袁崇焕入紫禁城议事。袁崇焕没有过多的思考，从通州直奔京师，来到广渠门。和八天前上次觐见崇祯相比，这次城门没开，袁崇焕是“缒城而入”，就是说城墙上放下筐子，袁崇焕是坐在筐子里被吊上去才入的城，副将祖大寿与其同行。

到了紫禁城，袁崇焕还没来得及跪拜行礼，崇祯皇帝就劈头盖脸地发出夺命三连问：“你为何擅自杀死毛文龙？建虏为何一路畅通无阻打到京师城下？你因何射伤满桂？”不知是被崇祯严厉的质问整懵了不知如何回答，抑或是觉得多说无益，袁崇焕闭口不言。见状崇祯更加火冒三丈，当场下令锦衣卫脱去袁崇焕的朝服，拷上铁链，将其打入大狱，一时间万人之上威风八面的明军统帅，转眼间就成了锒铛入狱的阶下囚。袁崇焕身旁的祖大寿久经战阵，都被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

从金碧辉煌的大殿到阴冷潮湿的南镇抚司诏狱，一路上袁崇焕始终一言不发，如坠五里雾中，崇祯声色俱厉的质问不断地在耳畔回响。他实在想不通，自己究竟罪在何处？上次觐见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为何仅仅过了八天，一切就全变了？

崇祯的隐忍

短短八天前，即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千里驰援的袁崇焕已和兵临城下的皇太极大军苦战三天了。敌兵稍退 ，袁崇焕被崇祯宣召入紫禁城议事。那一次袁崇焕自知未能阻止后金长驱直入而惴惴不安，他觐见皇帝时特地没有穿官服，而是穿的青色布衣以示请罪。但崇祯皇帝见状，不仅没有发火，也没有训斥，脸色如常，和蔼地脱下自己的貂裘大衣亲自给袁崇焕穿上，以示嘉勉。这让袁崇焕受宠若惊，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下了。穿着犹带皇帝体温的大衣，袁崇焕不由得感动得热泪盈眶，从心底里发誓为保大明江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袁崇焕压根没想到的是，崇祯之所以对他宽容以待，无非是后金军大兵压境，京师处于危难之中，尚需借重袁崇焕，不得已只能暂时隐忍，之前袁崇焕种种出格的言行早已让崇祯疑窦丛生，怒火中烧了。面对崇祯的一番抚慰，袁崇焕先前忐忑不安的心情很快得到了平复，看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始终不变，并没有因为后金军长驱直入京师城下而怪罪于他。

感动之余，袁崇焕不由得忘乎所以，竟然不顾边兵不得入京城的大忌，提出让军队进城休整的请求，这让崇祯大为惊讶。本来朝中已经有闲言开始流传了，说后金此次入寇纯粹是袁崇焕故意引来的，目的是逼迫皇帝签下城下之盟，袁崇焕此言一出，无疑加深了崇祯对他的怀疑。于是崇祯刚刚还和蔼可亲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断然拒绝了袁崇焕的非分之想。

可惜的是，天真的袁崇焕对此丝毫没有觉察，进而在文武百官面前大放厥词，先是大肆渲染了一番敌军武力的强大，继而声称女真人此番入寇，是为了要在北京当皇帝，良辰吉时都已选好了，当务之急，还是应该答应皇太极的议和要求（皇太极一边进攻，一边数次派遣使者议和）。这在崇祯看来，袁崇焕早已和皇太极勾结，此番虏骑内犯，正是为了逼迫自己答应议和条件，其心可诛。也许从此刻开始，崇祯就已暗暗下了决心：此人包藏祸心，不可再用！处理袁崇焕与否，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崇祯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而这个机会，却首先来自于敌酋皇太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皇太极的反间计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后金军长驱直入北京城下，蓟辽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提前一天赶到城下布防。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阻击后金军。双方血战数场并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齐聚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根据《明史》记载，皇太极为了改变被动局面，采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崇祯和袁崇焕，效仿三国演义蒋干盗书，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一直以来对袁崇焕的怀疑，仿佛一下子得到了证实。

满桂的举报

偏偏此刻防御京师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英勇善战，但却鲁莽冲动，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原来满桂在战斗中，为后金军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竟然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于是认定被袁崇焕暗算。

满桂原本就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也就是说满桂曾经因为战守意见不一，被袁崇焕严加训斥过。如今认定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时，背后暗算自己，更是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满桂的鲁莽冲动，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由此崇祯更是对袁崇焕的背叛深信不疑，于是便有了十二月初一的那一幕。

可悲的是，袁崇焕到死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他自己。正是他性格上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缺陷，造成了与同样刚愎自用且猜忌多疑的崇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注定了他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的绝境。而崇祯之前的隐忍宽容，没有换来局势的缓和和君臣关系的改善，反而放大了袁崇焕的性格缺陷，为来日两人矛盾的总爆发埋下了深深的祸根。至于皇太极的反间计和满桂的举报，只是加速了这一幕悲剧的到来，这一切的根源还要追溯到袁崇焕一年前夸口“五年平辽”的那句大话（容笔者另文详细分析）。

其他不可忽略的因素

京师承平日久，上一次面临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是远在180年前的瓦剌进犯。后金虽早已荼毒多年，但战事远在山海关外，局限于辽西一隅，仗着有关宁防线可恃，京师之人便觉事不关己，无切肤之痛。可是这次敌兵出人意料地绕道蒙古，骤然从喜峰口长驱直入，在京师附近大肆劫掠，给城内的百姓尤其是达官贵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毕竟这次敌人是从通州进入北京的，而通州恰恰是很多达官贵族田产所在地，直接关乎切身利益。

此外，城内流言四起，连百姓都众口一词地称：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勾结，故意引诱鞑子兵临城下，是想要逼迫圣上签订什么盟约，一时间人人皆曰袁崇焕可杀。崇祯本来就担心袁崇焕与后金军里应外合，偏偏袁又提出了入城休整的要求，犯了边兵不得入京师的大忌，怎能不加重崇祯的怀疑？

等到袁崇焕指挥部队打胜了广渠门和左安门两场战役之后，京师的外围局势已经渐趋缓和，崇祯皇帝为了安抚城内的百姓和守城的将士，将指挥京城守卫的兵部尚书王洽下狱治罪，理由是保卫不当。但是，京师百姓心中最大的不满无疑还是来自于袁崇焕，只有速将袁崇焕拿下，才能体现圣上英明，使得民心安稳。

皇太极借崇祯皇帝之手，扫除了自己入关最大的绊脚石。从此明朝的辽东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表面上看，是皇太极的反间计以及京师贵族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是导致了袁崇焕获罪下狱，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君臣两人之间的矛盾蓄积已久，已到了不得不爆发的时候。

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里，对袁崇焕颇多溢美之辞，但有一点还是说得入木三分——袁崇焕之死的诱因也许有千条万条，但究其根本，是由于他和崇祯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性格冲突。当历史把这两个原本不适合共事的人推上前台，一起承担家国重任，悲剧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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