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强大国力是如何保持的？秘密就在于两项制度：租庸调和均田制
汉武帝之所以能北驱匈奴，既依靠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军事天才，也离不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唐朝对外扩张一百多年，要是没有雄厚的国力，根本难以为继。那么唐朝又是依靠什么保障扩张的财力呢？
唐朝依靠的主要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制度，一项是均田制，一项是租庸调制。这两项制度，为唐朝的版图拓展，源源不断的提供兵员和粮草。让唐朝成为被所有中华儿女铭记的盛世。
均田制
均田制并不是唐朝的独创。均田制其实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之一。当时是把由于战乱而荒芜的土地，由国家分配给个人，这样就能保障自耕农的数量，作为税赋劳役征收的保证。
这一招十分有效，既保证了自耕农的利益，又限制了豪强地主的发展，更加强了中央的实力，因而以后的朝代都有所借鉴。唐朝的均田制，同样也是将由于战争而出现的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每个成年的农民可以得到100亩的农田，年老以及身体残废的人减半，尼姑跟和尚也能分别达到20亩与30亩。妇女一般不能分到田产，但是寡妇可以分到30亩，用来维持生活。
这样一来，原来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就都有了土地可以耕种。再也不用依附于豪强地主，这也就为唐朝打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的门阀士族，创造了有利条件。
租庸调制
光让农民有了田地，还不能保证赋税的增加。唐朝以前战乱频繁，为了维持战争需要的高额开支，君主们往往增加赋税和徭役，这也就容易导致农民逃跑，或者投入到地主豪强门下，从而使国库受到损失。所以不仅要扩大赋税来源，也就是自耕农的数量。在征税的方法和手段上，也需要有所改变，才能让均田制的作用充分发挥。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鉴于立国之初，决定休养生息。在轻徭薄赋的思想指导下，唐朝实行了租庸调制。“租”指的是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也就是相当于向朝廷缴纳的地租。“庸”指的是纳捐或者布匹来替代徭役，这是为某些劳动力不足，或者是农耕时节难以脱身而准备的方法。“调”指的是缴纳定量的细绢或者布匹，在唐朝，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发展迅速，女性的劳动产物，细绢或者是布匹，也能够当成货币使用。
“租庸调”制度安排的优点在于，它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均田制将农田分给百姓有数量规定，因而可以采用统一的征收标准，而不用考虑土地和财产的多少，这也就保障了唐初的迅速稳定。另外，纳捐可以替代徭役，这样一来，既能保证徭役的开展，也可以避免农民延误农耕生产。
唐朝陆贽称赞租庸调制，认为它“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也就是说，朝廷征收的赋税徭役，都是在百姓能够承担的合理范围之内，不容易发生对贫困小民的压榨行为。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配合之下，农民有了土地，缴纳的赋税也不是非常沉重，又能够保障一定的农耕生产时间，可谓一举多得，有效的促进了唐朝的稳定和繁荣。唐朝两大盛世开元之治，贞观之治也才得以出现。
总结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一定时期下的产物，在唐初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唐朝中后期，由于国家掌握的无主土地逐渐分完，均田制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唐朝廷再也无法有效的维持自耕农的数量，土地兼并又再次重来。百姓不断生养，原来的大块土地被不断的分割，到最后再也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但是租庸调制并没有改变，依然维持着原来的征税数额，甚至在农民逃跑以后，强行将逃跑农民的赋税，均摊到他的邻居身上，致使民怨沸腾。在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和以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土崩瓦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制成为新的征税方法。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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