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多重农抑商？范仲淹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商业活动本就合理
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朝代里，都对商业采取负面倾向的时候，范仲淹已深刻地领悟到商业活动，及其引申的交换行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性，并从道德层面上对商人及商业予以认可。实际上范仲淹已把商业的交换行为，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特别之处，也是与其他经济伦理思想为不同之处。
他在《四民诗·商》中对商人及商业的社会地位，和道德伦理地位的认可，对于以商人为主体作出的整体商业交换行为，他提出了"国用不乏"的经济伦理思想，在这里范仲淹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对其进行伦理维度认可的。
商业的交换行为就其本质意义上而言，是可以给进行商品交换双方都带来效用上的改善。因此，商业交换行为作为经济伦理的道德合理性，就表现为一种天然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所以范仲淹说："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
这就是说进行交换行为的双方，可以以自我拥有的资源进行交换，使得各种货物能在整个国家间进行均衡配置，从而使大家都获得效用上的增加。
由此可见，范仲淹认为商业交换行为，具有天然的合乎道德合理性行为，在战国时期已有思想家论证。通过交换可使参与各方皆得利，进而带动社会经济的繁华，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大化。
商业交换行为作为经济伦理的合道德性，还体现在其能调节人们各种日常的生活所需，补充与满足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正因为有大量商人，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才可以使得各种可交换的商品越来越多。
这样既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也可以满足国家在基本建设上的需要，国家与网民日常生活所需都不会出现贫乏现象，所以说商人们的商业贸易，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如果市场的流通不畅顺，商品社会在市面上呈现短缺状态，这样不仅使得人们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也使得国家建设难以为继。
更进一步地说，商业交换行为一旦停滞，农业生产者与手工业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无法进行销售，这会影响其进入再生产的环节。导致的结果是生产者想生产但又无法生产，消费者想消费但市场上，又没有可满足其需要的商品以供其消费，失业现象由此产生。
很明显范仲淹在此十分肯定商业交换行为，对于改善网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补充国家建设需求乃至解决就业问题，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交换行为是具有道德伦理合理性的。
商业交换行为的道德支持，还体现在它对国家的国土安全的支持上，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农耕文明需要的是国土绝对安全的生产环境。
宋朝的战争压力自其立国后基本上没有消停，为使得国内拥有安定的发展环境，朝廷不得不在边境驻扎重兵。这些兵马的日常消耗，成为了国家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为解决驻兵带来的粮草消耗补给问题。范仲淹提出对于运输商品到边境线上贸易的商人，朝廷应该给予重奖。他希望通过对贩运军需后勤补给物资，去到边境线上交换的商人，给予经济上的奖励或官位上的恩泽。
在边境线上进行商业交换是十分必要的，这既可解决当地生产的不足带来的军需物资贫乏现象，又可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商业上的交换行为就可在促进国土安全的角度上，获得道德伦理支持。
范仲淹对于商业交换活动的重视，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他的重商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深深地反映在其经济政策上，而且还对其整个商业交换活动产生着指导作用。
范仲淹专门在边境建立固定的场所，进行商业贸易的交换活动，以便促进商业活动的壮大和发展，以及稳定复杂纷扰边境形势。他力争在北宋与敌国边境处，时尚几个固定的交易市场，通过边境地区的贸易，使得大家都在交换中获得所需的物品。这既可以保持和平与安宁的社会环境，又可以促进各自间的经济发展。
这还有利于两方边界线上的网民生活安居乐业，以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对商业活动是特别关注的。他通过对商业交换场所的建立，使得边境的交换行为常态化和普遍化，并使得进行互换的双方都能得利，作为其军事战略思想的一个补充与延伸。因为当时国契丹进行军事侵略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其经济利益。
范仲淹不仅把商业看成为一个行业，还提出加快该行业的发展之策。在《四民诗·商》中他把商人和商业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他提出去家应该在财政支出上，创造有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条件，给商人的行商创造良好的气氛，使得商业活动的次数不断地增加，带动商品货物流的畅旺。
在这范仲淹不仅要求朝廷不抑商，还要朝廷用财政支持商业的发展。希望能尽快革除千年以来的营商困局，进而带动国家繁荣富强。范仲淹还主张和鼓励军队直接从事商业的贸易活动，通过在商业的交换活动中获取收益，用以减轻网民对其供养的巨大负担，以及起到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