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仲淹的交游，浅析宋朝的朋党之争
范公所效力的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以仁慈著称的皇帝，但他也有自己的逆鳞，那就是臣子绝不可结交朋党。因为仁慈，宋仁宗不会对结交朋党的臣子赶尽杀绝，但也绝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处在高位干预朝政，所以范公再也没能回到北宋政治的核心。
宋仁宗之所以对朋党如此在意警惕，大概是东汉的“党锢之祸”和唐代的“牛李党争”给他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他并不希望自己的臣子中也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宋仁宗一直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因范仲淹等改革派推行庆历新政而引发的朋党之争
北宋仁宗时期，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官僚的队伍十分庞大，冗兵冗政的情况十分严重。因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北宋的文官地位非常之高，这也就直接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现象。
因为文官阶级自身不愿意放弃已有的地位和利益，一味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导致北宋的文官群体占据了过多的资源。当世人发觉这个事实后，更多的学子开始涌入文官阶级。最后，文官阶级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群体也越来越庞大。
同时，因为文官的地位高，皇帝对此并没有异议，除此之外的群体或阶级即便有想要压制他们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实力。长此以往，北宋文官阶级越来越庞大，北宋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有些地方的税收都不足以维持给当地官员的工资。
除了文官体系，北宋的武官系统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宋朝的军事并不强大，所以真正自身上有军功的人占少数，大多数武官身上的官职都是祖荫庇佑的结果。
这直接造成了北宋大量冗兵的现象，编制内人员过多，朝廷入不敷出。再加上文官体系的冗政、辽和西夏对北方和西北边境的威胁，北宋朝廷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范公和富弼、欧阳修等人一起提出了施行新政的建议，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虽然庆历新政最终失败了，但它却成为了王安石等人变法的铺垫，在北宋的历史上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在实行庆历新政的过程中，北宋朝堂上主要分为两派：守旧派和改革派。范公等人自然属于改革派，与之对立的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吕夷简，这个人和范公之间颇有渊源。守旧派能斗倒改革派，主要原因就是守旧派对改革派“勾结朋党”的诬陷起了作用。
范公等人提出的新政，简而言之，就是削减很多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主要针对的就是大量过剩的官员编制，同时颇有些“按劳分配”的意思，谁干得多、干得好，就给谁升职加薪。
这一新政触动了北宋几乎全体官僚的利益，尤其是贵族官僚，他们大多属于家族势力，靠祖荫谋差事，对北宋朝廷的实际贡献不大，但却长期霸占着北宋朝廷的高额俸禄。
为了阻碍庆历新政，守旧派联合起来针对范公等改革派，他们使用了很多手段，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朋党之争，这也是范公等人失败的导火线。
范仲淹好友欧阳修著《朋党论》言明其为君子之党
守旧派先是在宋仁宗面前诋毁范公等人：“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这样的言论自然引起了本就在意“朋党”之事的宋仁宗的注意。
对于一个封建制度下的统治者而言，臣子究竟能干多少实事或许并不重要，但臣子的“忠心”特别重要。这里的“忠心”，不是单纯地为君主做事，而是深入其心的“忠贞”。而臣子一旦结为“朋党”，那么他们在君主心中就已经是有了不忠的征兆。
因为只要结成“朋党”，那么这个“朋党”手中的势力必然很大，甚至可能威胁到皇帝的权威、分散皇帝的权力。若非不忠，为什么要分散皇帝的权力呢？
虽然宋仁宗不是一个轻易听信谗言的人，但他还是就此事问过范公的想法，想要听一听范公怎么说。在一次上朝时，宋仁宗主动问及此事：“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这个问题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宋仁宗其实并不关心这个“朋党”究竟是“小人”所结，还是“君子”所集，只要是“朋党”，那就是他所不能允许的存在。这一点，守旧派的高层们心知肚明，但范公等没有私心的“圣人”显然不能理解。
对此，范公给出的回答让宋仁宗十分失望：“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于国家无害，但于皇帝有害。听了这话的宋仁宗当即明白了范公等人很可能真的有结为“朋党”的意图，这让他不能接受和容忍，范公等人的失败，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有了征兆。
如果说只有范公一个人如此说，宋仁宗或许还不会那么快下定决心。当时被守旧派诬陷为范公“党人”的欧阳修，上奏了一本《朋党论》，在奏疏中，欧阳修这样解释自己对“朋党”一词的理解：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如果宋仁宗只是一个单纯的文人，那他一定会特别赞同欧阳修在《朋党论》中的论述，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但宋仁宗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还是北宋王朝的统治者。
在宋仁宗眼中，欧阳修的这篇文章相当于直接承认了他和范公以及其他改革派之间结成了“朋党”，这是宋仁宗不可忤逆的逆鳞。可以说，欧阳修的《朋党论》更加快了改革派失败的进程。
如果范公等人能稍微变通一下，也不至于陷入守旧派的“陷阱”之中，毕竟范公等人口中的“朋党”和宋仁宗所认为的“朋党”，并非一个概念，单从范公没有为曾经的好友梅尧臣谋求官职这件事中，就可见一斑。
曾经的好友梅尧臣并没有在范仲淹发达后得到荫庇
梅尧臣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不过其后来因仕途不顺，郁郁不得志，诗中多是抒发些自己的苦闷之情，所以在现代流传并不广，毕竟抒发自己苦闷之情的古诗词太多了，梅尧臣在其中并不显眼。
提到梅尧臣的仕途不顺，就不得不提到范公。毕竟在范公晋升到北宋高层之前，和梅尧臣之间的关系极好。两个人的相识，还要归功于梅尧臣妻子的兄长——谢绛。谢绛和范公是同科进士及第，通过他，两个人有了一点书信上的往来。
古代的交通十分不发达，两座相邻的城可能都要走几天的路才能到，再加上范公和梅尧臣都是官员，不能随意走动，所以二人一开始并没有见过面，只能通过文字互相了解。
自从范公提出新政的相关想法后，梅尧臣对他极为倾倒，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将之比拟成屈原、韦应物等人，认为范公所提出的想法正是当今朝廷最需要的。在《啄木》等诗中，梅尧臣还将范公比作啄木鸟，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去除害虫。
在范公晋升之前，二人之间不只有不少诗词和书信上的往来，还曾经见过一面。当时范公的夫人李氏离世，梅尧臣因故亲临吊唁，二人针对时政畅谈一番，彼此欣赏。这个时候，梅尧臣的叔父梅询正和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吕夷简交好。
梅尧臣和他的叔父梅询之间的关系亲如父子，但他却丝毫不顾忌叔父的想法同范公交好，可以说到此为止，梅尧臣和范仲淹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亲厚的。他们二人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在范公晋升之后。
自从范公逐步进入北宋权力核心后，其实起用了不少自己的故友至交，同时和范公、梅尧臣交好的欧阳修就在其列。但欧阳修拒绝了范公的好意，因为当时范公能给出的职位在欧阳修看来并不算太高，对自己而言有些屈才。
在拒绝范公的好意后，欧阳修还提出范公可以转而选择像梅尧臣一样的人才。在欧阳修看来，范公既然可以选择起用自己，就说明范公并不畏惧他人的言语，“举贤不避亲”，那梅尧臣应该也可以在范公“不避亲”的范畴内。
但收到欧阳修来信的范公却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更没有给梅尧臣争取任何官职。自此之后，梅尧臣对范公渐渐有了隔阂，甚至在范公死后也一直没有释怀，曾多次写诗内涵范公。对此，范公一直默不作声，从未有过任何回应。
虽然我们并不能知晓范公为什么这么做，但范公这个举动显然是他没有结党之心最好的证明。
和吕夷简之间由旧日的政敌到握手言和的复杂过程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吕夷简和范公之间的关系，和外界所想象的“水火不容”完全不同。如果说范公真的想要结党营私，那他和吕夷简之间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状态，毕竟二者所处阵营不同，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
但范公晚年时不仅和吕夷简冰释前嫌握手言和，甚至还留下了一段佳话：《朱子语类》记载：“范公知青州，过拓，（吕）渴之，因语正献曰：‘太博近朱者赤，欧阳永叔在此，宜频近笔砚。’”“正献”，就是指吕夷简，“欧阳永叔”，是欧阳修。
这段话，是范公对吕夷简和欧阳修二人品行的赞赏，如果不是真心欣赏的话，以范公的脾气，是绝不会对曾经的政敌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这两个人之间的梁子，主要还是守旧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利益矛盾。
改革派想要挽救北宋岌岌可危的统治，所以自然要想办法破除糟粕，而守旧派就是改革派眼中“糟粕”的一部分。对于守旧派而言，不管皇帝由谁来坐，对自己的利益影响都不如改革派的改革来得大，所以双方之间的矛盾是既定的、不可转移或更改的。
为了解决掉改革派，守旧派诬陷他们“勾结朋党”，范公及其友人因此悉数被贬，而吕夷简作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本应和范公自此深深交恶才是。
但等到后来范公被指派去做邠州观察使时，因为不想用文官换武阶等缘故，范公不想接受这个官职。而范公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竟然是吕夷简。他写信给这个曾经的政敌，陈明自己的缘由，并请他从中说和。
此外，还有一封范公写给吕夷简的信的大概内容也流传了下来，在信中，范公主动表达了想要和吕夷简和好的想法，认为当下国难当头，大家应该摒弃前嫌共同携手助北宋渡过这个难关。
范公的好友欧阳修，也曾明确表示范公和吕夷简后期的关系已经缓和了不少。在欧阳修为范公修撰的《神道碑铭》，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范碑》中，欧阳修曾这样写到：“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两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其中的“吕公”，自然就是指吕夷简，而“公”则是指范公。从欧阳修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范公和吕夷简之间的关系确实修复了不少。
从政敌到握手言和，范公所坚持的，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为天下人谋福祉。与吕夷简交恶，是为了救北宋朝政；与其修复关系，是明白必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
综上，从范公的交游中就不难看出，所谓的朋党之争，不过是守旧派的一次诬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