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对曹魏采取绝对守势，执政期间蜀汉并无大动乱
蒋琬（？——246年）字公琰，零陵湘乡人。随刘备入川，为广都长。众事不治，时或沉醉。刘备欲加之罪，诸葛亮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脩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尊重诸葛亮，未予治罪，但免官而已。顷之，又为什邡令。刘备为汉中王，蒋琬入为尚书郎。
建兴元年（223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东曹掾，迁参军。后为长史。诸葛亮住汉中，蒋琬留府事，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很器重蒋琬，常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又密表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须益州刺史；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执行的仍是诸葛亮北伐的路线，他以诸葛亮数数由汉中争关中秦川，皆无功，拟改由水路袭魏兴、上庸。但蜀汉朝廷上多数人以为如攻不能胜，还路甚难、非长策也，蒋琬也就作罢。他推荐姜维为凉州刺史，先取魏陇右各郡。这仍是诸葛亮的军事路线，蒋琬移住涪县（今四川绵阳），以为姜维后继。
延熙九年（246年），蒋琬病死。蒋琬对蜀汉的贡献存于他持之以静，安定局面。诸葛亮死后蜀汉的局势颇为紧张，蒋琬能使局面安定下来。使众口渐服，人心平定。蒋琬死后，费祎接替他执政。
对于刘备搁弃不用之人，诸葛亮破格录用之，这些人以费祎为代表。《三国志·费祎传》记载：“先主立太子，祎与允俱为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为黄门侍郎。”费祎在刘备时期，仅仅是一个陪伴太子的人物，后主即位后，费祎也不过是一个宫廷小吏，没有资格参与蜀汉最高决策。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诸葛亮有意给予重任。“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
诸葛亮有意在众人面前抬高费祎的地位，给予他较高的荣誉，使之感恩不尽而愿效之以死。“亮北住汉中，请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费祎成为诸葛亮蜀吴联盟中的重要使者和具体执行者。从人才发展的角度理解，这是诸葛亮对费祎的大胆培养。“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亮卒，祎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成为蒋琬之后又一位重臣。
费祎的功过
费祎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祎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祎来挑。费祎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246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253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7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祎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倖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费祎
费祎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息。
费祎在建兴十三年（236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243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244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246年）以后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这样解释或许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兵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哪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其实，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围棋里：“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祎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253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春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祎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祎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追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祎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费祎自延熙九年（246年）代蒋琬主蜀政到延熙十六年（253年）为郭循刺死，执蜀政7年（246年——253年）。代费祎执蜀政的是姜维。
蒋琬之后的蜀汉
陈寿评价后主说，“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陈寿的青少年时期在诸葛亮身后的蜀汉度过，他生命的前三十年得称后主为“今上”，他亲眼目睹了蜀汉从衰敝到灭亡的整个过程。所以，他对后主的评价当来自他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切身认识。
蒋琬
鱼豢的《魏略》称：“琬卒，禅乃自摄国事。”鱼豢所言后主自摄国事的时间大抵不差，但个中缘由却还不是蒋琬一人之死。蜀汉自诸葛亮后不再设丞相，丞相留府也就取消，政事重归尚书台，故蒋琬初主蜀政，即以尚书令主持政务，后则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虽以大司马开府，但先驻汉中，后驻涪城，他已不再能如诸葛亮那样以留府主持后方日常政务。
成都的日常政务由尚书令主持，故蒋琬北驻汉中，费祎即接任尚书令；费祎北赴汉中，董允即以侍中守尚书令。蒋琬之后，蜀汉不再设大司马，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直到遇刺前一年才以大将军开府汉寿。费祎从延熙十一年（248年）即不驻成都，则成都的日常政务当由尚书令主持。《费祎传》载：“自琬至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蒋琬和费祎身为主政大臣而常年驻外，只是在重大的事情上拥有优先表达其意见的权力。
基于这一情势，蒋琬病故前，蜀政中最关键的角色实为董允。董允在病故前，以侍中兼守尚书令。他与蒋琬、费祎一样，遵循诸葛亮遗志，在位时，常能正色匡主，也能弹压黄皓，所以，黄皓虽然便辟侫慧，却也不敢为非，后主对董允也“益严惮之”。董允与蒋、费二人内外维持，尚能保持蜀汉政治的基本气象。董允与蒋琬同年病逝，侍中和尚书令这两个中枢要职均易他人。
蒋琬之后的蜀汉，与其说后主自摄国事，不如说陈祇和黄皓弄权擅政。董允病故后，陈祇接任侍中。陈祇“多技艺，挟数术”，深得后主宠信。《董允传》附《陈祇传》载：“自祇之有宠，后主追怨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祇媚兹一人，皓构间浸润故耳。”
后主之追怨董允，显见他在董允主掌宫中之事时，便深感压抑。其实早在建兴十二年（234年），蜀汉即发生过一件近乎宫廷丑闻的案子。此前惯例，每年正月，大臣妻母入宫朝贺太后。刘琰的妻子胡氏入宫朝贺后，为太后所特留，一个多月才出宫。胡氏甚有姿色，刘琰怀疑她与后主有染，招呼士卒暴打胡氏，弃遣归家。胡氏上告，刘琰下狱弃市。是后，董允规定，大臣妻母不再入宫朝庆，显见这事在当时即已闹得影响不好。难怪后主追怨董允，“谓为自轻”。
陈祇任侍中达十二年之久；吕乂卒后，陈祇又以侍中守尚书令达八年之久。景耀元年（258年），陈祇卒后，“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下诏谥陈祇为忠侯。陈祇任侍中后，黄皓也从弹压状态下解脱出来，“始预政事”。陈祇“上承主指，下接阉竖”，与黄皓相互勾结，既影响了后主，也影响了蜀政。
《谯周传》载：“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谯周上疏极谏。谯周在疏文中还提及当年后主即位之初，“丧踰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踰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而今，“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谯周希望后主，“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后主沉湎于声色，沉湎于亭台楼榭的营造和游观，以致重大的祭祀活动都被荒废。
当后主沉湎于声色和游观时，当年在北伐诏书中自诩的圣德——“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已然忘诸脑后；先帝临终前留下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遗训也已忘诸脑后；丞相当年“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的期勉也都忘诸脑后。
董允死后，被蜀人称誉为“四相”，又称“四英”的诸葛亮、蒋琬、费祎和董允。在董允死后，就剩下费祎，所以费祎死后，自然就是蜀汉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