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宋贸易过程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独特现象是，作为特殊商品的铜钱，成为双方竞逐的目标，或是把对方的铜钱吸引过来，或是制止自己的铜钱流到对方，在贸易领域里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就其基本趋势而言，大抵在13世纪初年即1214年以前，南宋铜钱大量地北流；而在1214年以后，金的铜钱又向南宋倒流。

1、金人为吸引南宋铜钱有多拼？

金统治集团为了吸引南宋铜钱北流，采取了许多措施。

首先是发行交钞。

据范成大记述：

“交钞所者，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现钱，不用钞。”

许人纳钱给钞，南路官私见钱流传，若赴库支取，即时付给，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

河南在北宋时是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区，金选择了这里作为行使交钞的场所来吸收铜钱，显然可以收到最大的成效。

其次是以短陌钱吸引宋钱。

宋以七十七、七十五文为省陌。金在大定十年(1170)以七十文为短陌，到大定二十年官定八十文为短陌。但在与南宋贸易中，短陌以六十文为陌者还是高的，往往以“一二十数当陌者”。

因此，宋钱一贯省陌到了金统治地区，至少可抵两三贯使用，这对于买贱卖贵、追逐高额利润的南宋商人来说，当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再次是压低物价，套购宋钱。

南宋本不缺盐，由于南宋政府提高盐税以解决其财政困难，因而定价很高。绍兴初年，江南、荆湖、淮南、京西州军盐价，“每斤有卖及两贯已上去处”。

后来虽有跌落，但一般总在数十文以上，相当昂贵。此外，北宋时解盐、淮盐是按照政府划分的地区运销的，私入“地分”要受到重罚；京西南路光化军、均、房等州居民历来吃解盐，南宋时解盐已归于金，而这个地区仍按照传统习惯，吃解盐而不吃淮盐，“淮盐绝无到者”。

金政府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压低解盐价格，向南宋倾销，吸收南宋铜钱。因此，“盐之至（南宋)境，有数倍之利”，而“易盐皆中国之钱”，金商饱载而归。

金统治的青、齐、河朔地区是著名的产绢区，产量多，质量好，价格也便宜。相州“好绢每匹二贯五百文，丝每两百五十文”，以六十为陌，二贯五百文合一贯五百文足，折合南宋铜钱不到两贯省陌，实为一贯五百四十文足。

而南宋绢价最便宜也到三贯，为金绢价的两倍。金正是利用绢价低廉的优势，吸引南宋铜钱。

金朝统治者还竭力抑制自己的劣势。例如饮茶越来越成为金朝社会各阶级人们的普遍需要，金朝每年要花大量银、绢、铜钱购买南宋的茶。故金朝限制饮茶，压低茶的进口量，使铜钱、银两尽可能地少流到南宋。

最后是在榷场贸易中吸引南宋客商过界，多得课税。

绍兴十二年（1142)，知盱眙军、措置榷场沈该奏：“近来泗州并不放北客过来。”

乾道三年(1167),唐琢在奏议中也提到“北界商人未有一人过襄阳榷场者”。其他各场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金之所以不放商人过界，目的在于使更多的南客到北界贸易，以便课税，吸收更多的铜钱。

在襄阳榷场：

“每客人一名人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人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

通过榷场课税，金朝又吸收了大量南宋铜钱。

由于金朝采取上述措施，使南宋的大量铜钱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源源不绝地流向北方，为金的社会肌体注入了新鲜血液，活跃了北方的商品流通。女真贵族统治集团也因此而增强了经济实力。

2、宋朝为防止南宋铜钱北流有多拼？

但另一方面，南宋政府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地设置种种贸易障碍，以制止铜币的北流。

首先是严海道之防。

南宋初年，为防备女真贵族统治集团从海道进攻，对海道的禁防是极其严厉的。

建炎四年(1120)七月，宋高宗下令，禁闽、广、淮、浙海舶去山东。绍兴二年(1132)五月进一步规定，泛海往山东者行军法。翌年八月，又“诏应水陆兴贩出界，其知情负载”，“并徒二年”。

为严禁与金朝的来往联系，绍兴五年又令：

“沿海人户五家为一保，不许透漏舟船出北界，如违，将所贩物货尽给充赏外，仍将应有家财田产并籍没人官，同保人减一等，并规定：“铜钱入海五里，尽没其资。”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九年(1182)，对沿江船户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禁令中所谓“出北界”、“往山东”，主要是禁止去山东半岛金朝统治区。

但是，上述措施却没能杜绝舶商的往还和铜钱的北流，主要原因在于官吏们因贪贿不肯认真执行。例如在庆元府，有的商人携钱入海五里，虽有弓兵上告，官府却迟迟不肯定罪。终南宋之世，海道一直是铜钱透漏的所在。

“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贿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

其次是定两淮之禁。

在这方面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针对两淮铜钱走私的严重，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月，根据臣僚上疏，“札下沿边州县，严加觉察，如捕获犯人，与重真典宪”。三个月之后，再次下令，要“沿海沿淮严行禁绝，如捕获客人有兴贩上项（指铜钱）等事，与重真典宪”，同时规定“官司铜钱不得辄载入海船，如有违犯人并重作施”。

二是对最大的盱眙榷场，南宋政府制定了严密的过界检查制度。

其内容是：

(1)在盱眙西门出入口处置关卡，商人经搜检后，“如无藏带金银铜钱并违禁之物方得通放”。如商人在西门蒙混过去，尚未到淮河渡口，被搜查出来，则“将犯人比附越州城未过减一等断遣，仍将搜获到金银铜钱物货尽数充赏”。 (2)在“淮河渡口筑土墙，置门户，以为禁约地分，如客旅或诸色人藏带金银铜钱辄过所置墙门，虽未上船，或已上船而未离岸，即与过界事体无异”，“并依已出界法断罪，犯人应有财物尽数给与搜获之人充赏”。

三是对榷场官员、押送岁币或礼品的纲运兵士和使臣等，也严禁其参与走私活动。

乾道六年(1170)十月，诏令“自今随纲兵士、使臣不许过淮”，由盱眙军另外派人押送，以“革铜钱过界之弊”，今后如有违犯，即“具姓名申取朝廷指挥。淳熙十六年(1189)七月，针对楚、扬等州官兵乘修筑城壁之机而大量透漏铜钱出界的事例，南宋政府下令，“其统兵官或押将副使臣等，并仰逐州取会名衔，具申朝廷取旨施行”，如果州郡敢于纵容包庇，也“一例行遣”。

对于那些倚仗恩荫而透漏铜钱的官户，也明令不许“引用荫赎”，即根据品官恩荫赎罪，“如有违犯透漏钱银，事发到官，并不许引用荫赎，止依无荫人断遣”。

禁条虽然严厉，而执行的效果却很不理想。“铜钱之禁，非不严切，而沿准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偷盗出界，不可禁止”。

最后，南宋政府还通过变换对与金接境地区的货币政策，来阻止铜币的北流。

其主要表现是在京湖、淮南地区只用铁钱、纸币，禁用铜钱，并以铁钱、纸币兑换铜钱。南宋政府企图通过这一政策在与金交界区造成一个人为的隔离带，切断南北之间的铜钱流通，阻止铜钱的北流。

然而南宋政府的货币隔离政策，使东南会子、淮交和湖会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流通，限制了东南地区、两淮和湖北、京西诸路之间的商品流通，因此受到当时士大夫们的批评，楼钥说：

“赀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闻。”

马端临说：

“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千里之运，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

隔离政策显然是与商品流通规律相违背的。

至于铁钱，由于粗制滥造，盗铸成风，质量低劣，又不准过江行用和兑换铜钱，因而大量壅滞在两淮地区，日益贬值，百姓往往不肯收受，而以米谷他物交易，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地步。

后来虽允许铁钱、淮交过江兑换铜钱和行在会子，但由于比价不合理，“江南楮币易淮甸之铁钱，厥价三倍，奸巧之民争取之”，吃亏的又是淮南居民。

于是，两淮“行商断来路，清野多流离”。南宋政府的隔离政策，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两淮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且使铜钱从市场上销声匿迹，更多地流向北方，到金统治区大显身手去了。

在金宋贸易战中，金吸引铜钱的措施得以成功，而南宋禁止铜钱北流的政策终于失败。

3、宋金货币战，为何宋败金胜？

究其原因，是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北宋时期南方的生产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超过了北方。

特别是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地区，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造成的商品经济的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是城镇，就是在某些乡村，许多佃户也同地方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被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中。

南宋的物价也发生了波动，尤其是自开禧用兵以后，犹如脱缰之马，物价指数猛增至二十五倍以上。在此情况下，货币购买力因而下降，货币的持有者，特别是一些从事长途贩运以追逐高额商业利润的商人，就力图为自己的货币，特别是铜钱，另找出路。

金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如上所述，在北宋时生产已落后于南方，经战争破坏，较之南宋地区更加落后。然而随着经济的恢复，商品交换活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但是，由于货币（铜钱）短缺不能适应商品交换活动的需要，其购买力显得较高而物价则较低。

金世宗时，左丞石琚曾说：“钱货如泉，正欲流通。”

但钱货的流通有其特性：

第一，当钱币在某一地区流通呈饱和或半饱和状态时，它或是在钱币的蓄水池中沉淀下来，暂时离开流通领域，或是流向货币流量不足的地区。 第二，货币的流通方向又似流水，哪里的价格低廉就向哪里流动。长途贩运的商人正是通过地区之间的差价买贱鬻贵，从中牟取高额利润。地区差价越大，利润越高。

这是商品货币流通的基本特性和规律。南宋与金两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以及物价的差别，为南宋铜钱的北流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金统治集团所作的种种努力，正是在客观上符合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规律，从而吸引了大量的铜钱，南宋统治者的防禁、隔离政策，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律，其失败自是必然。

4、后期为何铜钱又从金往宋流？

到金后期，即迁汴之后的20年间，又出现了铜钱自金向南宋地区回流的现象。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金后期对货币称提失策，一味以行政手段强行禁止铜钱流通、无节制地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同时期的南宋由于有金朝作它的屏障，尚未受到蒙古骑兵的侵掠，得以继续偏安。

又由于南宋政府以金银收兑旧会，楮币贬值还不算严重，物价一般维持在原来高指数水平上。

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使它与金后期的经济情况相比稍胜一筹。仅以米和盐为例，南宋盐价比金低32%，米价以嘉定年间与崇庆元年相比，低6.25%，如与贞祐四年相比，则低25%，即意味着铜钱在南宋的购买力比金要高得多。

故金铜钱没有流向蒙古草原，而是一船一船地流向南宋。

南流和北流都是货币流通基本规律的表现，本质上并无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同的，即当金王朝还处于上升时期，曾经为了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吸引和争夺铜钱。

因此，铜钱的南流，可以说更加充分地表现了经济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就宋金贸易中铜钱争夺战而言，南流已经接近这个矛盾的尾声，不复具有北流时期那种有声有色的激烈争夺气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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