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以来,关于妇好墓和妇好本人,著名的学术论著如下——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的《试论殷虚五号墓的妇好》。李学勤的《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严一萍的《妇好列传》。张政烺的《妇好略说》。郑振香的《妇好墓出土司囗母铭文铜器的探讨》。曹定云的《“妇好”乃“子方”之女》等等。
曹氏文章中,概括归纳了陈梦家、丁山、唐兰、张亚初、裘锡圭等著名学者的意见。
另外还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殷墟青铜器》和《殷墟妇好墓》。唐际根的《殷墟九十年考古人与事》和《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等等。
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相关探讨,使对妇好及妇好墓的认知愈见统一和透彻。
考古和史学研究是科学,科学靠的是探索和证据。
1975年,因为小屯村想在1961年划定的“殷墟保护区”内开荒种地,前面提到的社科院考古所的郑振香先生,带队在这一地块作先行考古勘探。一位叫何振芳的工人,用“洛阳铲”打通了墓葬地穴,铲子也掉了进去。何师傅换了把铲子再挖,居然带上来一件玉器。
殷墟
于是,一座殷墟古墓始被发现。
经过充分准备后,1976年,正式对这座墓进行发掘。唐际根先生全程参与了发掘工作。
尽管墓中地下水很深,发掘工作很艰难——多台抽水机边抽水,工作人员边冒水清理墓中随葬品。
结果很震撼。
墓中出土青铜器总重量达1.6吨,器类几乎涵盖了商代所有种类,仪容器即多达200余件,食器中的鼎、甗、簋皆有,酒器觚、爵、罍、瓿、尊、壶俱全,许多还是成套成对。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大量玉器、骨角器、陶器和象牙器。
出土的青铜器中,有109件刻有“妇好”或“好”铭文。这让研究者们迅速将墓主人与甲骨卜辞中频繁记载的武丁配偶“妇好”联系在了一起。
有人说,“妇好”只是商王武丁的一个“妃子”。此说谬矣。
从卜辞中可以确定,武丁有三位“妻子”,“妇好”肯定是其中之一。
妇好墓青铜钺
“妇好”墓中,出土了两把各重9公斤的青铜钺,一把正面饰以龙形,一把饰以虎形。青铜钺,象征地位和权力。这也证明,“妇好”绝非一般“妃子” 而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商王妻室。
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铜鼎,上铭“司母辛”字样,当然,亦有将此释读为“女司辛”或“后母辛”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这显然是“妇好”儿子们特制的祭品——武丁之后的商王祖庚、祖甲,都是“妇好”之子。
甲骨卜辞证明,商代祭祀中,最重要的是“周祭”,即按“旬”轮流对先祖先王进行祭祀。“周祭”中,一般是商王的“正妻”,被作为“先妣”与先王一并受祭。武丁以后的卜辞证明,“妇好”是作为“先妣”而与武丁共同受祭的。
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妇好”虽是武丁妻子,但不是排于第一的“正妻”。依据是,进入“祀谱”的武丁配偶中,一共三人,一位名字不详,还有一位是“后母戊鼎”的主人,即卜辞中的“妇妌”。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重832.84公斤;“司母辛鼎”,则重138公斤。殷商青铜礼器的重量和大小,与主人的身份成正比。而且,1984年,出土“后母戊鼎”的墓葬被重新发掘,其属于“甲字形”大墓;“妇好”墓,面积却只有20多平方米。由此断定,那位“后母戊鼎”的女主“妇妌”,或比“妇好”身份更高贵。
妇好
即便“妇好”或比那位“王妻”在王室内地位略低,但仍然重要,而且对商王武丁来说似更被“宠爱”。因为,甲骨卜辞中记录“妇好”相当多,而“后母戊鼎”的女主则记载极少。
或曰,“妇好”墓,不在已发现的安阳西北岗商王陵区域内。这是否算个“争议点”呢?
其实也算不上。
殷墟,目前已发掘面积,只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左右,尚有绝大部分尚未发掘。并且,目前已知,除去西北岗商王陵外,殷墟宫殿区内,也存在一个商王室墓葬区。
“妇好”墓,墓口长5.6米,宽4米。其上叠压商代房基,南北残长5.5米,东西宽5米,并有排列整齐的6个柱洞。结合卜辞,此建筑,当属“母辛宗”,即区别于“庙”的祭祖建筑,古称“不封不树”。《殷墟书契后编》收有“7.11”卜辞,记载“甲申卜,即贞,其又(祐)于兄壬。于母辛宗。”
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早到周代,迟至东汉,已遭大规模盗掘,宫殿区的墓葬,或许会有惊人发现。
目前可以确定,“妇好”之“妇”,是商代王室女官名,“好”为其名。她有自己的“封地”,而且面积不小、兵强马壮。“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中,不少铭有“亚其”、“亚弜”、“子束泉”等名,很可能是他人的馈赠。从出土器物上,大致可描述出“妇好”的“社会关系”及极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