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鞅变法与军功爵制，秦军与六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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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里我们走到的一个误区，即认为军公爵制是商鞅来到秦国后，随着其变法才出现的。事实是军公爵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在商鞅变法前，齐、楚、秦、燕、赵、魏、韩七国其实都已经开始实行军公爵制了。因此，其实商鞅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给秦国带来了所谓的军公爵制、统一度量衡等，而是商鞅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与秦国的特殊性形成了十分微妙的反应。可以说不光光是商鞅成就了秦国，秦国自立国后形成的治国传统也成就了商鞅。
针对为何商鞅的秦国变法成功，但其余六国变法却失败这一话题，学术界已经有非常多的讨论。像是范文澜先生就指出：“正因为秦国腐化势力比较薄弱，所以新制度才得以实施”。甚至一代文豪郭沫若指出，“商鞅的成功仅仅是一偶然因素，他偶然幸运地碰到了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的人）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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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那样，其实历史上的商鞅真的是幸运的，但他的幸运并不是单单像郭沫若所说，仅仅是秦孝公活得时间长，而是他恰好来到了秦国这一特殊国家。秦国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商鞅变法一定会在这里成功。
秦国与其他六国相比，地处西部蛮夷之地。这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但反过来却为商鞅变法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土地多。军公爵制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给战场上立功的士兵以赏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换句话说就是，你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把他的头颅带回来，就可以升一级，还可以得到田地一顷，宅地九亩。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中国老百姓是最善良的人，从古自今近千年来，他们要求的就是土地。谁给他们土地，他们就跟谁干。而秦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上文已经提到，地广人稀。这就使得秦国有大量荒地可以分给在战场上立功的士兵。并且秦国的国君子弟及王族贵戚皆无封土。这使得士兵获得土地这一过程并不会与秦国贵族之间发生直接矛盾。这是秦国军公爵制能推行下去的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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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士兵
当然，仅仅依靠秦国原本的经济基础，商鞅的改革也无法很好的推行下去。接下来就要说到人为因素了，也就是商鞅和秦孝公二人的努力。
商鞅是个狠人，决定釜底抽薪，彻底改变秦国的经济基础。变法中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一规定彻底惹恼了秦国的贵族，结果贵族联合了数千人，一同去秦国国都闹事，但不曾想却被君臣二人的铁血政策给压下去了。尤其是当秦国迁都咸阳之后，中央集权已经初具规模，周王朝时期形成的贵族制已彻底不再起作用了。
然后军公爵制的推动更加水到渠成，百姓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获得土地，也就使得大量百姓有了自给自足的条件，可以不再依附与贵族。在这基础上，普遍征兵制可以推行了。至此：打仗——杀敌——获得土地——耕作——征兵——打仗，这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故历史学家朱绍侯指出：“商鞅只把已有的军公爵加以整顿，并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左传》中也有相关的记述：“军公爵制，非是商鞅尽新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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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形势图
而反观六国的经济基础，与秦国完全不同。甚至现在出现一种新的史学观点，驳斥了董仲舒关于商鞅变法中：“废井田，开阡陌”的政策。这一说法说秦国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井田制。详情可见《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秦国到底有没有井田制这点先不提，单就六国而言，其井田制的普及率一定是高于远在西北边陲的秦国，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就给六国在推行军公爵制这一制度带来很多不利因素。甚至有的国家比秦国实行军公爵制还要早，在初期也确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六国的经济基础却决定了他们在推行军公爵制时劲头不足。
比如说战国初期的霸主魏国。通过吴起变法，魏武卒制度确立了。其实魏武卒制度就是军公爵制。只要你能通过筛选，成为武卒，首先就能解除你与原贵族主人的附属关系，成为自由人。另外还可以获得土地近百亩，并能通过军功获得爵位，并一路上升。咋一看上去，这就是商鞅变法中军公爵制的翻版，但魏国的经济基础与秦国却不尽相同。秦国因为地广人稀，且不存在井田制，使商鞅可以很顺利地将土地私有制推行下去，而后便形成一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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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魏国则不然，贵族制的存在，使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私有制，这就导致其不能像秦国一样实行普遍征兵制。魏国的武卒全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一制度无法在全军中得到推广。所以通过军公爵制，秦国所有士兵上战场后都像一个个猛虎一样，扑向敌人。但在魏国只有武卒才可以做到这样。
从这点说来，魏国较秦国而言，更像西欧的那种封建社会，而秦国则更偏向于中国的这种封建社会。甚至到了后期，魏武卒制也面临崩盘的危险，因为在贵族掌握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国王能发给士兵的土地是有限的，再加上与秦、齐等国交战的失败，使其可用土地迅速减少，最后武卒制度面临崩溃。而这就陷入一个与秦国完全相反的恶性循环——土地少、贵族多——参与军公爵制的士兵少——战败割地——土地少。
如果在六国中做一对比可以发现，齐国田氏子弟牢牢把握军政要职；燕国在“千金买骨”的燕昭王去世后，日趋保守；楚国的屈（屈原的家族）、景、项（项羽的家族）、昭四大家族就像民国蒋、宋、陈、孔四大家族一样，把控全国军政要务；韩国张家（张良的家族）五代为相......仅有赵国，相对而言中央集权较高，国家掌握的土地可较多，其在推行军公爵制时比仅次于秦国，所以战国末期，赵国能成为与强秦一决高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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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在高中、在大学经常听到这句话。但学习这句话时都是为了应付考试。其实这句话是真的就是真理，秦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政治变革中能走的最远。虽然这么说有些淡化商鞅和秦孝公在历史上的功绩，但我们真的可以想想，战国时期的变法难道还少吗？李悝变法、吴起魏国变法、吴起楚国变法、西门豹变法、邹忌变法、申不害变法......这么多变法，为什么就商鞅变法成功了？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并且，为何其他六国大部分变法都人亡政息，在推行变法的仁君良士去世之后，又回归之前的老路。而仅仅是商鞅变法做到了“商君虽死，但秦法犹存”的地步？这虽然也应该强调秦惠文王的贡献，但主要原因就是大环境变了。秦国已在全国推行了土地私有制，中央集权也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形状下，秦国的机器已经可以在没有商鞅、没有秦孝公的操纵下自行运转了。甚至我们在看关于后面相关历史资料时，也应该注意到这点，为何秦始皇在一统天下后，能选择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而不搞分封制。为何刘邦在统一天下后大搞郡国并行制却失败了？这些原因都在于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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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能出现商鞅，出现秦孝公这一君臣携手并肩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何为改革，何为革命？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对上层建筑做出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反抗，民众将政府推翻后，便会另外构建一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秦国变法就是一场改革，这一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最小，而其他六国遇到的阻力也比其大得多。
历史说来有意思，秦国最初因为地处西北，受贵族制影响小，使其国力较东方六国而言非常弱小，但这也反过来成为其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引用文献：
《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
《商书君·境内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