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到底是汉民族的耻辱？还是另类的文化复兴？
毫无疑问，西晋王朝结束了自汉末至三国的大分裂、大混战时代，却开启了一个自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代，长达272年的民族混战、汉人如狗的悲惨光景，这也是令西晋饱受后世诟病的主因之所在，司马懿家族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得位不正备受唾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
而刨除西晋司马家族龌龊的统治行径让后世大为不齿，客观来说，西晋年间的文化却有着无比光鲜的傲人成绩。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等文学大家横空出世；《周易》、《论语》、《左传》、《道德经》的注解及《续汉书》等文史成就的推陈出新；佛、儒、道、玄文化鼎盛一时，甚至一度就连春秋战国久被废弃墨家也有复苏的迹象。
可以说，在短暂的37年西晋历史上，中国上古文化迎来了一次凤凰涅槃的重生。
那么，西晋王朝到底是汉民族的废柴，还是另类的文化复兴呢？今天我们就从西晋的奢靡之风、八王之乱和五胡内迁三个角度来尝试探讨这个问题。
奢靡之风
西晋自开国伊始就很奢靡吗？非也！根据《晋书》载：“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於殿前” ，而另据唐太宗李世民对晋武帝司马炎的评价说道：“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嫌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晋武帝总论》）。
由此可见，西晋自司马炎登基开国伊始，全国上下推崇勤俭节约的风气，而作为统治者的晋武帝司马炎更是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带头发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精神。
西晋王朝在创立者司马炎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全国呈现“民咏维新，四海悦劝矣……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的太平盛世（《晋书》），史称“太康之治”。
虽然干宝在史料中对晋武帝司马炎的历史功绩有所夸大，但“太康之治”对于西晋来说确实堪称难得的太平盛世，尤其是后来的永嘉之乱国破家亡之际，“太康”更是成为那个时期众人追忆的安逸岁月。
既然晋武帝司马炎好不容易开创了如此美好盛世，持家有道、勤俭节约的他为什么会在旋即之间将西晋王朝带入万丈深渊的奢靡之路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司马炎的傲慢情绪在作祟。
何以见得？根据《晋书》载：
“武帝曾在南郊祭天，祭礼毕，喟然感叹，问刘毅说：“卿以为朕可以和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桓帝灵帝相比。”武帝说：“我虽不及古人之德，尚能克己为政。又平定东吴，统一天下，比作桓灵，是否贬抑过甚。”刘毅回答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由此说来，还是不如桓灵。”武帝大笑说：“桓灵之世，听不到这些话，今天有直臣，所以和桓灵是不同的”。
从《晋书》的记载情况来分析，司马炎在一统吴蜀后志得意满，当他在洛阳南郊祭天礼毕后，为了向大臣显摆自己的丰功伟绩，便让文武百官给其作评价，本以为会赞誉连连，不成想却被大臣刘毅直斥以“桓灵二帝”的恶名，司马炎只好故作宽容强颜收场。
以他与大臣刘毅等人的典型对话来看，统一天下后的司马炎其实逐渐放弃了当初“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的做法，尤其是他膨胀的心态发作后，“俭约”更是成为一个新兴王朝一去不复返的浮云。
在这种心态的作祟下，晚期的晋武帝司马炎很快蜕化成为奢靡之风的享乐分子，司马炎的统治的后期有多荒淫奢侈呢？
根据《晋书·后妃传》载：“（司马炎）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也就是说，司马炎统一海内后，没有花费心思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反倒为如何宠幸妃嫔茫然无措，为此，司马炎别出心裁来了个“羊车望幸”，羊拉着车在后宫走累了停在了哪里，他就宠幸哪位嫔妃。
而另一件说明晋武帝司马炎极其荒诞的事情更为臭名昭著，那就是“石崇王恺斗富”。
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父，石崇乃皇帝司马炎的贴身警卫员，二者皆为西晋王朝的外戚勋贵，起初，王、石斗富作法，王恺落败下风，为挽回颜面，王恺便请求外甥晋武帝帮忙，晋武帝不仅没有因为他们二人夸张的斗富行为而予以制止，反倒认为乐在其中。
于是便赐予王恺一株绝世罕见的珊瑚树，当王恺兴冲冲地邀请石崇来观赏皇帝陛下赏赐的珊瑚树时，石崇居然正眼不瞧一下直接打碎了珊瑚树，正当王恺气愤至极时，石崇命奴仆从家中搬来一堆珊瑚树，其琳琅满目、体型庞大的珊瑚树足以秒杀晋武帝的御赐，自此，石崇之名溢满天下。
有鉴于晋武帝司马炎积极公开支持斗富的奢靡行径，西晋全国上下很快刮起一阵阵斗富奢靡的享乐之风，各级大小官僚为追求奢靡的生活纷纷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吏治官场在晋武帝的晚期愈发腐败和昏暗。
八王之乱
如果说斗富奢靡的浮夸之风将西晋好不容易开创的清明盛世毁于一旦的话，那么，八王之乱绝对是让西晋王朝伤筋动骨“大放血”的死翘翘作死行径。
一世英明的晋武帝司马炎绝对是位“前明后暗”的皇帝，用“开国之君就有亡国之兆”
来评价他也丝毫不为过，司马炎的昏聩不仅仅在于他晚年那些拿到台面上倡行奢靡浪费的荒唐举动，更要命的是，这位看似堪称睿智的皇帝却选了一个弱智的儿子司马衷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司马衷有多弱者呢？根据《晋书·惠帝纪》载：“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天下百姓都饿的人肉相食了，司马衷居然傻乎乎地反问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粥？可见司马衷弱智到了何种地步。
司马衷弱智及此，司马炎为什么还要选择司马衷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这其中主要是司马衷有个精明丑陋的悍妇老婆贾南风从中忽悠司马炎，让司马衷顺利通过了司马炎的考验，而更深层次的除了司马衷的嫡长子身份，最主要的还是弱智的司马衷却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儿子司马遹。
司马遹的聪明睿智到了何种程度呢？根据《晋书》记载：“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时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帝问其故，太子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
也就是说，某年宫中失火，晋武帝站在高处眺望，当时的司马遹却将司马炎拉到黑暗的地方然后说了句：“皇帝深夜站在亮堂的地方恐怕会遭遇不测”，司马炎一听皇孙司马遹的这席话，顿时认为“此儿当兴我家”。也正是由于司马遹的这股聪明劲儿，加持司马衷的嫡长子身份，司马炎便有了将皇帝宝座传位于司马衷的做法。
而另一方面，伴随着东汉末年地主豪强势力的并起，创立于曹魏年间的“九品中正制”很快成为世家大族进入仕途的“绿色通道”，“九品中正制”原本侧重于从家世背景、能力才学和人品道德等主要方面为朝廷举荐人才，但随着世家大族的垄断，“九品中正制”变成了只看门户出身的选官标准，豪门世族成为了魏晋时代不可忽视的庞大政治势力。
晋武帝司马炎篡魏自立，说到底其根于也司马家族所创立的晋朝代表着豪门世族的利益，而反过来，晋朝要国祚绵长地长久统治下去就必须依赖豪门世族的鼎力支持，也就是说，豪门世家随时不乐意了要将司马家族拉下皇帝宝座也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从东晋年间的王敦、桓玄之乱可以看出，晋朝两任皇帝险些被赶下皇位的血的教训，足见士族力量的强大。
晋武帝司马炎很清楚这点，特别是有鉴于曹魏被轻易篡夺江山的教训，晋武帝大肆将自己的27个儿子分封到了全国各地，不光名义上的分封，晋武帝还让这些儿子全部掌握了各地的军政大权。
以司马炎的话来说：“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资治通鉴·晋纪三》），而当仆射山涛向晋武帝指出“不宜去州郡武备”时，晋武帝却依旧无动于衷，最终地方政权牢牢掌控在了司马炎儿子们的手中，而州郡却没有一兵一卒足以牵制心怀不轨的各大藩王。
然而，当司马炎御殡归天后，弱智的司马衷在悍妇贾南风的弄权操作下，西晋王朝内部掀起了长达15年的“八王之乱”，50万军民命丧内斗，原本富庶祥和的“太康之治”顷刻间荡然无存，西晋王朝内部遭到了严重的撕裂，社会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而在这场西晋贵族的内部火并中，严重透支国力的西晋被早已虎视眈眈的五胡看破“命门”，一场彻底改写汉民族走向的黑暗历史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五胡内迁
在说到“五胡”这个问题上，西晋王朝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充其量当了次“背锅侠”的角色。
“五胡”问题由来已久，最早见诸于史料记载的是来源于汉文帝时期，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就开始纳呼韩邪“保塞内附”；而东汉初年的光武帝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两汉谓此曰：“容胡”，这就是汉民族“宣德化而柔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大一统民族观念。
然而，由于北方连年战乱，汉族人数日渐稀少，经过数百年的胡人南下迁徙，北方中原大地遍布胡族，其中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人数最为繁多，尤其是匈奴族的占据的汉地更是人多势众，而当东汉末年的曹操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将匈奴拆分成五部零散居住后，但依然无法挽回胡人对汉民族人口的稀释。
到了西晋王朝晋武帝时代，北方胡人的大量涌入成为无法逆转的迹象，当时的太康朝侍御史郭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向晋武帝谏言：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资治通鉴·晋纪三》）。
而除了郭钦直斥胡人乃西晋最大的外患，散骑常侍江统甚至专门撰写了调查报告《徙戎论》向西晋统治者阐述胡族的危害。在《徙戎论》中江统写道：“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
江统的《徙戎论》从春秋战国讲到了两汉时期胡人对中原汉族政权的危害，并建议西晋的统治者将内附中原的胡人悉数驱逐出关外，以达到“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的效果，但很不幸，江统的上书并没有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重视，驱逐胡虏的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看来，胡汉经过数百年的杂居交往，相互之间已经有了较深的融合度了，甚至出现了不少胡汉通婚的现象，要落实将胡人肃清干净赶回漠北草原根本就是一件无法完成的高难度繁琐浩大工程。
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的融合性，西晋“八王之乱”中，各大藩王就曾大量使用了胡人部队作为“优良炮灰”充当起了打头阵的先锋作用，譬如，东燕王司马腾招募了鲜卑人军队，成都王司马颖麾下则聚集有大批的匈奴人等。
由于“八王之乱”归根到底是西晋皇族贵戚的内部夺权斗争，而这些司马家族的藩王却不顾国家和民族危亡，愣是将胡人的势力主动引狼入室探入到了西晋王朝的政治心脏，结果让原本不知西晋真实底细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转瞬间洞察到了西晋的虚弱，伴随着公元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平阳的称孤道寡，一幕“五胡乱华”的血腥历史惨烈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相较于西晋的奢靡之风、八王之乱和五胡内迁，享国祚37年的短命西晋，其文化科技等方面虽然也一度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局面，但与开启后世长达272年的“五胡乱华”的大分裂、大割据以及汉民族悲惨沦为胡人口中“两脚羊”等惨绝人寰的悲剧而言，即便是有着37年的“文化复兴”，于中华又有何益？而换句话来说，西晋王朝的建立简直就是“百死莫赎其罪”的废柴，自然，后人言及司马者，无不嗤之以鼻，直呼：“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参考资料：《晋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