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砍伐唐太宗昭陵的树木，唐高宗怒而严惩，狄仁杰却出面劝阻

转年（上元三年，公元676年），狄仁杰又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让人们为之咋舌。

事情是这样：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是负责守卫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的两名将军。这昭陵始建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当时，长孙皇后临终前要求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所以，陵墓以离长安城一百多里外的九嵕山为陵，由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担任总设计师，仿照长安城的建制而掘，后又加建了初唐诸王、公主的墓葬，以及程咬金、魏征、秦琼、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李勣等功臣陪葬墓，共有近一百八十余座，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广。守卫陵墓，本身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但看守这么庞大的一个陵墓群，有一个问题，就是由这陵墓群辐射所至的有效管理或守卫的面积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你可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可以按唐太宗所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似乎哪儿都管得着，又似乎哪儿都不用管。真要管，这地方太大了，你的能力有限，也难管得上。也许，是基于这个界限的模糊性，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认为，昭陵的覆盖面积应该在整个九嵕山山脉内，即九嵕山山脉之外，就不属于昭陵的范围之内了。于是，他千不该万不该地指挥军士砍伐了好几棵九嵕山山脉附近的柏树，并将这几棵柏树当做建材建设军营用了。 要说，砍了就砍了，这几棵柏树既非九嵕山上所植，而且，这九嵕山包括九嵕山周围百里无不郁郁葱葱，长满了数不清的柏树、桧树、松树，用森林来形容也不足为过，这事儿如果没人提，根本就不算个事。

可是，偏偏，中郎将范怀义卫队中有一个侍卫军士在昭陵值班时违反了军法，权善才依法查办了他，和这侍卫军士结下了梁子。

心怀怨恨的侍卫军士为了报复，潜入长安，锲而不舍地求见唐高宗，恶人先告状，说权善才对先帝心存不敬，故意派人砍伐昭陵的柏树，猥亵先帝，以泄不满。

说这些的时候，该侍卫军士的眼中带泪、脸带悲伤，声音充满了哀愁和伤感。

这还得了？！

唐高宗像被点燃了的炮仗，啪的一下，从龙椅上跳了起来，好你个无法无天的权善才，看老子不剁了你！

他一迭声的下诏令，将权善才下狱，交大理寺查明情况，严惩不贷。

大理寺诸官没能充分领会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还在一本正经地走法律程序，对权善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调查来调查去，嗨，不就是砍了离九嵕山几十里开外的几棵柏树吗？哪犯得上这么上纲上线？再者说了，就算按唐高宗所说，权善才真的是砍上昭陵陵区的柏树，依照大唐法律，也罪不至死啊。

大家一核计，都说，皇上发这么大的火，那就当是砍上陵区上的树来处理吧，判个撤职查办好了。

对，就撤职查办。

审判结果递交上来，唐高宗一看，马上拉长了脸，什么？才撤职查办？太轻了太轻了，朕如果不砍下权善才的狗头，天下人还不戳着朕的脊背梁说朕对先帝薄情寡义、说朕是个不忠不孝的大昏君？

不行，为了成就朕的孝义之名，最主要是的为了让朕能好好出一口气，权善才必须死！

唐高宗这么在乎孝子之名，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所心爱的武则天曾是唐太宗的女人啊。儿子娶了老子的女人，在忠孝方面，可是要减分的啊。为了能把失掉的分加回来，高宗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努力了，也特别忌讳别人说他不孝。

唐高宗将审判结果驳回，要求重审，并明确对大理寺作了指示：权善才大逆不道，斩立决！

大理寺诸官一看，傻了眼。

好吧，斩就斩吧，整个国家都是你唐高宗的了，您要斩谁和不斩谁还不得由您说了算？权善才，可不要怪哥们不讲义气，权善才，一路走好！

大伙儿一致通过，准备改判权善才为死刑。

可是，狄仁杰却忽地站了起来，说，国家的法度哪能因为君主一个人的心情说改变就改变？这也太儿戏了，我不同意！

不同意？大家大出意料，都不由自主地轻轻“嘘”了一声，愣愣的看着狄仁杰。

半晌，有人弱弱地说了一句，不同意，不同意你就找皇上说理去，犯不上要大家一起担待。

去就去，怕什么？！

狄仁杰面无惧色，气赳赳地上朝面圣，理直气壮对唐高宗说：“法是陛下之法，臣仅守之。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

高宗勃然变色，说：“权善才胆大包天，竟然砍伐了我父皇陵墓上的柏树，陷我于不孝，朕知卿乃好法官，然善才等终须死。”

狄仁杰据理谏争，一直对他爱护有加的大理卿张文瓘担心他吃亏，对他又是使眼色，又是跺脚，却均不能使他停止。

张文瓘看高宗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实在急得不行，便挥动笏板连连击打狄仁杰的后背，嘴里叫道：“朝廷之上不得放肆，快退下，快退下！”

狄仁杰置之不理，继续力争，还据经引典，列举了汉朝张释之办理高庙一案和曹魏朝辛毗引裾一事来劝谏高宗说：“自古以来，大家都说逆龙鳞、忤人主，犯颜直谏是最难做的难事，臣却不这么认为。这件事得分对象。如果劝谏的对象是桀、纣之类的暴君，那当然难了；而如果劝谏的对象是是尧、舜一类的明君，那就不难了。臣如今所劝谏的对象就是尧、舜一类的明君啊，所以用不着担心会遭受到忠臣比干所遭受到的诛杀。当年汉文帝时有人偷盗汉高祖庙堂里所贡奉的玉环，汉文帝要将偷盗之人处以灭族之罪，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帝要迁移冀州十万户将士家属以充实河南，辛毗引裾而谏，终被纳用。可见，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如果陛下不采纳微臣之言，微臣瞑目之后，到了阴间，当会羞见张释之、辛毗二人。”

狄仁杰的劝谏颇为巧妙，先拿桀、纣和尧、舜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正邪君主让高宗对号入座，然后又自作主张地把高宗捧上尧、舜同等高度的位置，让高宗拉不下脸面，再列举了汉文帝听从了张释之的劝谏、魏文帝也听从了辛毗的劝谏的事例，暗示高宗也是必然听从自己劝谏的明君，让高宗难以辩驳，却又发不起怒来，可以说，劝谏已经成功了一半。

但高宗还是不甘心，悻悻地说：“善才犯法在情理上不可宽容，按法律虽然不能判死罪，但朕恨之深切，须在法外将杀之斩杀。”

狄仁杰答道：“国家制定了法律，公之于众，无论徒刑、流放刑、死刑，都得按照罪行的大小轻重来判处，哪有所犯并非死罪却强要判处死刑的？刑法如果失去了定则和标准，天下万民何所措其手足？陛下不听臣所劝，要一意孤行、随心所欲地改变法律，那就从今天开始吧。今日，陛下为了几株柏树就要杀掉一位将军，试问千年以后人们会怎么看待陛下呢？臣不肯奉诏杀权善才，是不能坐视陛下陷于无道啊！”

高宗再也无话可说，只好由大理寺维持了原判。

改日，高宗的怒气散尽，回头想起狄仁杰的话，越想越觉得狄仁杰的所说所做不无道理，于是，在朝廷上，当着百官的面，对狄仁杰说：“卿能守法，朕有法官。”诏命史官将此事编入国史。又说：“狄爱卿为能为权善才一人而纠正朕的错误，难道不能为朕纠正治理天下的错误吗！”转授狄仁杰侍御史之职。

侍御史仍属从六品，但主要职责是纠正和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并有权过问大理寺内存在的诉讼案件，责任重大。

到了任上，狄仁杰恪守职业操守，勤勉视事，心细如发，多次向高宗进谏，得到了高宗的赏识。

高宗在激赏和喜爱狄仁杰之余，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狄仁杰说：“爱卿能担任侍御史之职，说起来，还得感谢权善才啊。”

得到了高宗的器重，狄仁杰干劲更足，对工作更上心，对于朝廷上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不管在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都敢抓敢管。

有一个名叫王本立的左司郎中，因为会来事，特别能讨高宗的欢心，成为了高宗膝下宠臣。于是，仗着有高宗做靠山，他恃宠用事，横行朝廷，诸官侧目，谁也不敢招惹。

狄仁杰不信邪，遍访朝中文武，大量收集王本立的罪证，编辑成文，上呈高宗，要求高宗依法严办。

经过权善才一事，唐高宗嘴里虽然口口声声称大唐王朝是法治而非人治的法治大国，但，他的内心对王本立实在太喜爱了，不忍心看着王本立受委屈，一道手诏，下令对王本立法外开恩，既往不咎。

狄仁杰早料到是这样的结果，趁高宗朝会百官之时，当廷进谏，高声说：“即使国家的人才再贫乏，也不会缺少王本立这类人。陛下哪值得为了这等鼠辈而废置了国家的法律？如果陛下执意要赦免王本立，那就先将臣逐到疆外的无人之境去，以作后世忠贞臣子之戒。”

高宗内心大受震动，同意将王本立治罪。

朝野由此欢欣鼓舞，莫不为狄仁杰的义举大声叫好。

狄仁杰也一跃而成正义的化身，为人们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