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西夏的经济还是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的发展非常有限,一些学者认为,西夏商业的发展,对推动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其实客观上来看,西夏王朝的经济以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他们也越来越重视商业的发展,通过与北宋互通有无的贸易方式,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虽然与北宋的贸易来往促使西夏社会的商品贸易越来越繁荣,但两国多次爆发冲突,因战争经常中断贸易往来,这也迫使西夏多次向北宋进行求和。面对这一局面,西夏统治者采取多种方式来恢复与北宋的商业贸易。
西夏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多仰慕北宋先进的经济文化,非常重视与北宋的商业贸易,一方面带动了传统畜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的满足社会各界对生活物质的需求,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
与北宋的贸易形式
当时北宋的总体经济实力远高于其他国家,这就使得西夏在对外贸易当中,自然同北宋的贸易往来占比最大,对经济的发展也影响最深。
西夏与北宋进行贸易活动的主要方式有三:首先是和市贸易。这一贸易是对榷场贸易的有效补充,第二就是官方以外的私人市场,这一市场早于官方建立的榷场,极大的满足了西夏百姓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因此,相互贸易交换的品种诸多,特别是在北宋与西夏因为发动战争导致关系恶化,使得榷场无法发挥作用时,私人市场就能够更好的发挥商品交易的目的。
司马光对此就提到,由于朝廷法度的宽松,导致边界民众与西夏百姓进行大量的物资交易,西夏民众派遣专人进行物资采购,边境的民众也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们获取一定的价值利益。从这里就能看出,私人市场也是两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平台。
第三就是贡使贸易。就是派遣专人到北宋王朝进行贸易,他们可以与商贩进行大量的贸易活动,这也为西夏王朝攫取了巨大的财富。
① 榷场
北宋与西夏在经济贸易当中,很强的互补性,这是两国能够得以开设榷场进行大众货物贸易的重要原因。榷场是由双方政府指定的市场,这就便于强化贸易管理和进行商品税的征收,除此之外还派遣专门的人员对货物的等级进行评估。
党项人早在德明时期,就希望与北宋政府开设榷场推动双方的贸易发展。
虽然两国因为战时的原因导致榷场贸易时常中止,但是因为双方可以通过相互交易的方式,购买到各自需要的商品,这就受到了两国上层以及民众的极大欢迎。榷场的建立一方面推动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推动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和边境平安建设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不过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到,两国进行货物贸易,还是坚持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点,因此,对于重要的战略物资自然是处于禁令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夏商贸业的发展。
②和市
和市是官方批准的榷场中规模较小的交易平台。
该市场交易的重大特点是,交易的总量较小,大多是满足两国民众的基本贸易需求。另外和市同榷场的另一个不同点就是虽然都有固定的交易地方,然而对于批准设立的环节就没有像榷场那样要求高,双方甚至可以按照临时的需求,短时间建立建立和市。
更何况西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他们对茶叶、服装、瓷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单靠榷场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统治者为满足本国需要,经常单方面的宣布成立和市。民间的许多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在官方批准的榷场进行贸易而采取私下进行贸易。
③贡使贸易
贡使贸易,即西夏派遣贡使前往开封,多进行大规模的贸易。“称藩日久,岁遣人至京师贸易,出入民间如家”。哲宗时曾有诏书: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貲,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
西夏使人“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这样的贡使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一般情况下,北宋允许贡使进行贸易,不是无条件的,像兵器等禁物就不许进行贸易。“夏州进奉使白守贵等请市弓矢及弩,上以弩在禁科不许,余从之”。贡使贸易主要满足党项贵族的愿望和要求,西夏通过贡使贸易可以获得相当大的经济效益。
与北宋的贸易活动中,对于西夏的经济发展来说有何益处?
促使畜牧经济的发展
西夏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传统的种植业与中原地区还是有不小的差异。然而,广阔的草原水草丰茂,非常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当地人少地广,特别是河西走廊,附近有大量的空地,并且还有茂盛的森林。这样就非常便于与当地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发展。
自渭西北,夏人有之;自渭西南,秦州有之。募卒三百,岁获木万章。
林区面积扩大推动放牧发展有利狩猎,是非常适于畜牧生产的区域。另外河西、陇右、河套南部和鄂尔多斯等地,地广人稀,特别是横山以北,河西走廊地区有大量的开阔地,适于放牧,自古就是利于畜牧业发展之地。
西夏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产业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动物皮毛的来源非常广泛,这就推动了纺织品加工业和其他手工业等行业的发展。党项百姓对这些动物皮毛加工,多制成被单、毯子和行军的帐篷等,这些畜牧加工品用途非常广泛。
除了能够满足党项民族基本生活需求外,还可以与北宋进行贸易中。至于质地优良的毡毯等贸易量较大的畜牧业产品,以这些产品作为最主要的商品来向北宋进行贸易交换,推动了商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畜牧业为西夏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极其重要的。
一般认为,以游牧为主体的党项人,其畜牧的生产方式多样。西夏的畜牧与匈奴、突厥、蒙古等中国内陆游牧民族在基本经济特征及生产上具有较高一致性,如牧民居住在“帐”“包”之中,以部落为单位,携牲畜随季节循环移动。十月进入冬场开始屯聚,二月出冬场,七八月游至最远,开始返回。西夏政府还通过划分“地界”来管理游牧部众。
可以肯定,西夏游牧经济为中国古代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不过,西夏的游牧亦有其较为独特之处,如牧民常会在秋季发生分工,一部分人为牲畜抢膘,一部分至“冬场”打草,入冬之后,就在冬场设置“冬栏”以度过冬荒;再如,为适应西夏多山的地形,牧民多采取垂直迁移的模式,而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水草多分散、稀疏,牧民不得不进行多次迁移,但他们迁移的距离却并不远。而西夏政府“划分地界”的机制也比其他诸多游牧民族及政权更加细致与灵活。
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西夏国有畜牧体系的基本制度及管理措施亦系围绕游牧经济的具体生产流程,以及游牧部落的基本组织形式而展开。西夏在借鉴唐宋制度的基础上,设立群牧司并使其掌管全国各地的牧场,但牧场经营模式却别具一格,与唐宋“牧监”绝不相同。
西夏将诸多游牧部落纳入其中,使牧人从群牧司领养官畜,将其带到各自部落中进行生产。政府为其承担一定风险,但要求牧人缴纳“杂事”,官畜所繁衍的绝大部分幼畜都被征收,成为官营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及增殖的“本金”,但以畜牧为主的消费产品则大多数留给牧人所有,成为其生产资料。
针对这一经济关系与部落组织的固有特点,西夏还推行了一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三位一体的管理办法。事实上,正是经济与管理上的双重纽带,使得诸多具有较强独立性并善于游走的部落,紧紧依附于政府并得到了有效管制。
西夏畜牧业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差异,而学者们所关注的诸如“横山多马”等零星唐宋文人粗线条的描述,是不足以将经济地理区域特点详尽展现出来的。西夏商业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西夏对外贸易商品主要是畜牧产品,以及盐、药材、土产、珠玉和良弓等。
以榷场贸易为例,宋真宗景德四年,“赵德明请许蕃民赴保安军榷场贸易”,当时官方的贸易是:
“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桂等物易蜜腊、麝脐、毛褐、羚羊、硇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
从夏宋贸易的史料记载中可见,进入商贸的物品涉及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各个方面的产品。
因为西夏地区有盐池,这就使得他们的青盐在市场贸易当中因为价廉物美,深受北宋人民的欢迎。西夏制盐业每年产量十万石以上,这些盐除供给党项贵族外,成为与“边民交易谷麦”的一项重要物品。西夏畜牧业非常发达,在同北宋进行贸易往来当中羊的出口极大地推动了养羊业的发展。这样就造就了羊的品种繁多。
因此,西夏通过商贸弥补其不足,大小样符元年六月,西夏绥、银、夏三州干旱,灾情严重,需要从宋购买粮食以济饥荒。“边臣以闻,真宗诏榷场勿禁西人市粮,以赈其乏”,通过与北宋的贸易,西夏的商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能够成西夏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推动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促使货币经济的产生
西夏最初没有自己的货币,商业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
西夏建国前后,西夏经济主要还是以游牧业为主,随着与北宋经济往来的加深,逐渐使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产业上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促使西夏的商业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传统的物物交易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需要学习北宋先进的货币制度。货币的出现和使用极大的推动了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而这种交易方式主要是通过设置榷场来和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河东沿边安抚司奏:麟、府州人民多携带轻货,在夏境内擅立榷场贸易,请求禁断”。
宋庆历六年(1046 年),夏宋议和后,又在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砦设榷场,进行贸易活动。在榷场中,除上述货物外,西夏的青盐、大黄药材与宋朝的茶叶,也是交易的大宗商品。宋朝每年除了对西夏的“岁赐”茶叶三万斤,还同西夏人进行大量的茶叶交易。西夏将这样茶叶同西北其他民族换取他们的牲畜,从这个层面看出茶叶在与其他民族物物交换当中充当货币的角色。
随着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物易物的货币形式在经济交往中多有不便,西夏境内自己也开始铸币。“始立通济监铸钱”。中原地区大量地购入西北地区的铁矿石,在这种情况下造成西夏矿石资源流失严重。为了避免缺口,西夏只能用盐业来换取铁器物。金人为了在贸易当中占据主动,就计划在兰州设立榷场。西夏人要想和中原人进行贸易往来,成本就进一步增加。这让西夏的商人收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仁宗决定采取铸币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最初这一建议被金国拒绝。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
西夏的经济贸易虽流通金属货币,但宋钱的流通非常广泛。西夏虽铸币,可由于国内缺乏铜铁原料,加之宋、辽严禁铜、铁输入西夏,致使铸币量很少,同时也能反映出西夏货币经济较宋朝落后,在经济交易上主要依赖宋朝,这在考古发掘的资料中可得到证实。
西夏陵考古发现的文物当中,出土了大量的钱币中,除了一枚“光定元宝”的西夏铜钱,其他的均为宋钱。内蒙古乌审旗陶利西夏窖藏,出土近 50 枚西夏“福圣宝钱”和“大安宝钱”铜钱,六枚“乾祐元宝”铁钱,其余多为宋钱。宁夏贺兰山大风沟、榆树沟、滚钟口三处窖藏出土的钱币中,宋朝钱币占了八成之多。这就看出随着北宋经济不断发展,使得该国货币也非常流行,对西夏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西夏在仁宗统治期间,由于金国实行开放禁铁规定,西夏有了充足的铸币原料,大量铸造铁钱。内蒙古临河市高油房西夏古城内,发现一处约 5000 公斤的铁钱窖藏,多数为汉文“乾祐元宝”铁钱。内蒙古达拉特旗就发现了,西夏铁钱 27 万枚。铁线当中用汉字标有天圣元宝,钱有元宝的字样,另外在准格尔旗的盟县也挖掘出 120 斤铁钱。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知,西夏王朝依然是用铁钱作为流通货币,说明西夏中期的社会经济进入繁荣阶段。西夏仁宗以后,铸币又十分稀少。到西夏末期,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凋敝,货币经济也随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