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于法家，败于法家的秦国，严刑峻法下的利弊之别
秦朝的一统天下得益于法家的帮助，但它的覆灭也因为法家的严苛。后人评价秦始皇，常用暴秦来冠以之名，在今天看来，这种看法实属于偏见，对于有秦之功的士大夫，几乎无人因秦而逝，何来暴秦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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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皆有不同之言，但法家在秦国的崛起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家思想下秦国的兴亡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自魏国入秦的卫人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事宜，商鞅下车伊始便颁布了包括“废井田，开阡陌”、“行郡县”以及实行连坐制、奖励耕战在内的多项变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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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变，原本“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长期为东方诸国所轻视的秦国，逐渐发展为让东方诸国闻之胆寒的“虎狼之国”，并最终在秦王嬴政的统治下，“奋六世之余烈”而“横扫六合”，建立起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制王朝-秦朝。
然而，商鞅的变法虽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帮助秦国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却没能维持秦帝国千秋万世的统治。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短短十余年之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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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起义的干柴烈火之中，秦始皇苦心缔造的千秋帝国，就这样被无情地毁灭，就像那熊熊燃烧的阿房宫一样。那么依靠法家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国，为何最终会因法家而亡国呢？秦国“成于法家，败于法家”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教训呢？
商鞅变法的利与弊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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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秦国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在实质上是承认土地的私有制，废除了先秦分封贵族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这一项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旧贵族的势力，同时扶持新兴军功地主的势力，以此加强君主集权。
“行郡县”则是进一步废除分封制，强化中央集权。采取包括连坐制在内的严刑峻法一定程度上能够以暴力手段加强对民间的控制。奖励耕战，扶持小农经济，打击商人阶级，则能将全国绝大部分人口束缚在土地之上，以尽可能地威胁秦国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能够以奖励军功的形势提升秦军的作战积极性，为后来的秦灭六国打下坚实的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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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鞅变法为基础建立的秦政也成为了被中国秦以后的历朝历代所沿袭的中华帝制王朝政治体制的基础。
然而，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使秦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种下了秦亡的种子。商鞅的变法在废除了分封制度，建立了新的土地私有制的同时，一个事关秦及秦以后历朝历代兴亡的社会问题也由此而生，这就是土地兼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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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私有制下，拥有雄厚财力的地主可以通过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来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源，而佃农却只能在凶年饥岁“转死沟壑”，最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激化社会矛盾，最终成为农民战争和王朝覆灭的诱因。
此外，商鞅变法极大程度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在战国时代长期战争的环境下，这种集权专制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全国资源服务于战争需要。然而这种汲取一旦超过民间所能承受的限度，“官逼民反”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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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再来从法家思想本身的角度分析，法家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提倡“法治”。然而法家的“法治”，却和我们今天所提的“法治”截然不同。
我们今天的法治在于通过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约束统治者及官僚集团的权力，保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而法家的法治，则是利用严刑峻法威吓百姓以及官僚集体，以此来保证专制社会的稳定以及君主的绝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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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较于建立在现代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法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本质就是人治下的严刑峻法以及帝王之术。这样的法治只为统治阶级服务，通过君主专制下的严刑峻法将人民大众当作统治阶级为“富国强兵”而肆意压榨的工具，最终也必然会被人民大众所唾弃。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国家”走向富强，成为威慑山东诸国的虎狼之国，人民却日渐贫弱，沦为任人宰割的黔首闾左，在这样的“富国强兵”中，真正获利的貌似只有秦国宗室。然而，秦始皇死后，长子扶苏因轻信矫诏而挥剑自刎，秦二世胡亥在赵高的怂恿下，残杀了 33位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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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覆灭后，复仇心切的项羽族诛杀了几乎所有的秦国宗室。如此看来，秦的统一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法家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绞肉机文化，法家文化建立起来的专制机器，如一台绞肉机一般，通过对普通百姓的残酷压榨，维持了统治集团一时的骄奢以及帝国一时的强盛。
可这种压榨一旦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范围，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完全崩溃。“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大厦将倾之时，不仅仅是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连在承平时代高高在上的金枝玉叶们也是命如草芥，甚至比闾左们更加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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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往，以古鉴今
专制王朝的统治者，在使用这台绞肉机对百姓敲骨吸髓、巧取豪夺的同时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最终也会被卷入这台绞肉机中玉石俱焚。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历朝历代及其统治下的百姓的宿命大概就是如此。
如今，我们在回首秦代兴亡历史的时候，大多会像千年的杜牧那样，发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的感叹。而“鉴之”的核心还在于对法家思想利弊的探讨。对于“秦国为何成于法家，后又败于法家”的问题的探讨，也将是史学界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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