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外交家与战国外交家有何不同？春秋重信义，而战国重名利
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礼乐征伐出自天子的周礼遭到破坏，周天子威严不再，再也没有征召天下诸侯的能力，自此礼乐崩坏，诸侯王再也不听周天子的命令，诸侯国之间各行其是，相互称霸。此后，在短短的百余年间，诸侯国中相继出现了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闺闻、越王句践等霸主，他们为了争夺霸权，虽表面上依然奉周天子为天子，但是却丝毫不听从周天子命令，是大力征伐周边的国家，促使小国依附，大国屈从，以此来彰显其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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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像郑、鲁、许、卫、蔡、陈等中立国家是惶惶不可终日，或被灭国数次，如陈、蔡就被楚国几经灭而复立，或被迫依附于大国，如郑国就因夹在晋楚二个大国之间，就被迫依附于晋楚其中的一个国家，旦每次都是从晋，则楚讨；从楚，则晋伐，弄得郑人很是狼狈。
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时局下，一批名叫“行人”的职业应运而生，所谓“行人”就是使者，《管子侈靡》：“行人可不有私。”尹知章注：“行人，使人也”。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是四处奔波，前往他国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或让小国在困喔挫境下生存下来，甚至是灭而又复；或让大国之间，握手言欢，化干戈为玉帛。
但是，时至战国，各国之间的形势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春秋时期，因西周封制下的礼制影响尚在，礼义尚未完全崩坏，“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此时的礼仪虽然没有西周初期那样的正常，但是影响力依然还在，在一些掌权的贵族的支撑下，它却仍能在表面士维系人们的之间关系，支配着霸主们的行动，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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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春秋霸主之间还是恪守着周礼下的底线，他们虽要求小国唯命是从、定期朝觐，在财物索取上诛求无度，但是很少以灭其国，占其土为目的，而且对于周天子，他们虽然轻视，但却不藐视，对周王室还是保有着一份尊重。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间的角逐不再是以争霸为目的，而是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简单地说春秋时期，大国争的是面子，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大国争的是土地。
正如刘向在《战国策》中所说：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乏，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此时，在战国这个“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的时代，小国残灭，大国对峙，周天子的威严早已不复存在，此时各国霸主早已撕破最后一块遮羞布，是仁义弃绝，信义不存，微信荡然无存，他们不再奉行周礼，而是力争暴伐，以欺诈贪利为信条。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说课”应运而生，他们或是高谈阔论、不羁不束的纵横说客；或是大智超群、满腹经纶的策人谋士。
“行人”和“说客”分别就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外交家。
所谓“行人”，也称行李、使人等，这个官职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周礼秋官》载：“大行人，中大夫三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由此可见在当时行人是分等级，其中大行人由中大夫担任，小行人则由下大夫担任，大小行人出使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若出使的诸侯国爵位很低，或者实力不是很强，又或者任务不是很重，则由小行人出使，反之则由大行人出使。
同时，春秋时期的行人，其职位都是世袭的，这点从《左传》记载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鲁昭公元年，鲁国会盟诸侯，鲁行人叔孙氏前往参与会盟，就在会盟之时，鲁季孙氏突然在没有征得楚国的同意，就带兵伐莒。此时，楚王震怒，以鲁人违背盟约为名，扣留了叔孙民，这时被扣留的叔孙民说道：“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叔出”二字便可说明叔孙民乃是鲁国世袭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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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人的职责就是拯救自己的国家于水火之中，同时维护国格和人格的尊严，他们的言辞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生死荣辱，因此对于行人的人选，各国都是严格选拔，对于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懂得各国之间的交往礼仪，更要是一个博学多才之人。总得说，春秋时期的“行人”，全都是权贵阶级出身，是当时真正的贵族。
如此，正因行人的出身，凭借着良好的教育，在周礼的日夜熏陶下，他们不但是博学多才，知礼识礼，还拥有着很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也就在这种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促使下，春秋行人多数都以国家存亡、个人人格为重，往往表现出一种自我献身、不图名利的牺牲精神，如定公四年，吴国攻陷楚郢都，楚国行人申包膏为拯救楚国涉秦求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最终感动秦哀公，秦出师击吴，协助楚军收复楚都郢都。可以说，春秋时期的外交家们，他们都有一种君受过、不避主死的牺牲精神，拥有着十分高尚的品质。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礼制彻底的崩坏，曾经以仁、义、礼、信观念为生的行人们就再也没有生存的土壤，他们逐渐被“说客”所替代。而战国时期的说客，与春秋的行人不一样的，他们多数都不是贵族出身，而是出身贫贱，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可言，他们之所以会当说客，那是因为他们不甘于屈居人下，他们希望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迎合当世之君，继而达到裂地封爵、谋取高官厚禄，及光宗耀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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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战国时期的说客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们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对周初那套仁、义、礼、信的观念是不屑一顾。
正如战国著名说客苏秦对燕王所说：
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粱柱而死。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夫功哉？且失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这句话的大意就是：我苏秦若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能离开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燕王又怎么能让我到齐国去呢？像伯夷那样廉洁，认为武王不义就拒绝做他的臣子，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廉洁到这种程度，您燕王又能用什么办法来让他替你服务呢？若我像尾生一样讲信用，和女子约会在桥下，她没来，直到水淹上身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被淹死。讲信义到这种地步，您燕王又怎么能让我去撒谎，去齐国宣扬燕秦联盟的威力呢？在我苏秦看来，讲仁义道德的，都是自我满足的人，而帮不了其他人。
可以说，苏秦这段话是代表了当时所有说客的真实想法，在这些说客的眼里，什么仁义，什么廉耻，什么信仰，一切都是空的，大丈夫要想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就不能固守道义，应当以欺诈之法完成进取之功，不然将一事无成，只有不择手段，不顾道义，荣华富贵才能接踵而来，他们才能获得高官厚禄，才能衣食无忧。
不过，并不是说战国时期的说客都是如苏秦这般，还是有着像鲁仲连、唐且、聂政这样的“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轻财重义的君子。但是，从大环境来看，战国时期的说客多是苏秦这般人物，为谋取利益，是到处奔走，利则仕，不利则走，“朝秦暮楚”的事情是不少做。比如苏秦，先是西说秦惠王，向其提倡连横之说，但在遭到冷遇后，他就愤而离开秦国，于次年前往秦国的敌国赵国，游说赵王，而后赵王被说服，苏秦被封为武安君挂相印，接着苏秦又联合楚，齐，燕，韩、魏五国，身兼六国相印，率六国军队往叩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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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实同样从大环境来看，战国时期的说客之所以会变成这般的利己主义者，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这时的社会早已被权势、钱财所腐蚀，早已没有西周那般纯朴的模样，正如苏秦所说：“磋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但，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苏秦一语道破当时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们那么急于求富贵，他们实在是太想出人头地，成为别人仰望的存在。
总得说，这两种在不同时代所产生的外交家，因时代环境所致，他们是朝着两个极端在分别发展着。
行人和说客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春秋外交家“行人”因恪守周礼，所以他们一切都以礼为先，在外交的过程中待人是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令人倾倒，他们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绝对不会言而无信，因此让人很是信服。但战国的外交家“说客”却不一样，因他们不再受周礼的束缚，此时的他们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先，为了谋取功名富贵，他们可以言而无信，可以谎话连篇，在他们的眼里，什么仁义，什么廉耻，什么信仰，跟自己的利益相比，那是什么也不是，因此让人很是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