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有何活动的特征？
五代十国时期，藏书事业并未因政权频繁更迭、诸国分裂割据而停滞，无论是各个政权的统治者，或是民间的私藏家、书院或者寺观，大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使得原本因唐末战乱而衰败的藏书事业，在恢复的基础上有了崭新的发展。
纵观五代十国时期诸多政权整体的藏书活动，与其前后诸朝相比，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藏书业重心南移趋势明显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并未因分裂而停滞不前，相反，处于弱肉强食环境中的九国君主尤其作为国之初建者，多深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他们十分关心自己所辖片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招抚流民，休生养息，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奖励工商业，同时重视文教，开建学校，礼贤下士，使得所辖区域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经济或文化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同时，南方安稳的生存环境，加之文治政策的推行，吸引了中原工商业者及士人的南迁。他们在南迁的同时，连同北方先进的的生产技术、丰富的学术积淀也一起带到了南方。
而中原五代则深受战火袭扰，政权频繁更迭，虽经济也曾有过短暂的复苏与发展，但由于武人执政期间多拥兵骄横，为战争计曾不惜数度决开黄河堤口，为军队供给而向民间横征暴敛，加之天灾等客观原因，使得中原地区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士人不得不举家南迁以觅得安稳之所。
在此社会背景下，中原五代由于史馆修撰实录或修史的需要，出台了诸多积极的搜书策略，官藏曾获得一定量的增益，但总体而言收效并不显著，为了搜求史料，后唐明宗时期史馆人员花了很大力气。
先是委派庾传美，从成都购回九朝实录，之后又委托南方诸国帮忙搜访唐末四朝的相关史料。
《五代会要》记载中，史馆人员客观论述了当时中原遭受兵戈战火，以至典籍文献几乎灭绝的困扰，转而将搜书的目标范围锁定到了时局较为稳定的南方，即在长江以南流域开展求书工作，并将时限划定在了唐末宜宗至昭宗执政期间，明宗应允了史馆的请求。
中原王朝频繁向南方诸国访求图籍，可侧面见出南方藏书业的兴盛，其中尤以南唐与川蜀为最。马令《南唐书》曾谈及北宋立国初期，三馆人员苦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而一筹莫展，金陵藏书的接收使得原本难以下手的雠校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又有李煜一次性赏赐张洎万余卷藏书，出手之阔绰在五代十国时期绝无仅有，虽是出于对张洎的恩宠，但也可侧面见出南唐的官藏盛况。
此外南唐还曾出现“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的盛况，足见南唐在官藏方面的积极作为。
除南唐外，吴越也有着较为悠久的官府藏书史。吴越王钱镠的文化素养很高，其子孙也多好学而喜聚书，所谓“钱氏子弟俱擅文采，逸兴豪举”的家风背后，乃因有着富赡的藏书作其资本。
总之，就官藏层面而言，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南方已然超越北方。南北私家藏书的差距虽未如官藏那般明显，但亦有蛛丝马迹可寻。
首先，与唐代相比，唐朝时期北方藏书家的人数为南方的七倍，北方相较南方，具有数量上压倒性的显著优势，而五代十国时期，随着南方藏书家人数的迅速增长，竟与北方人数基本持平，甚至呈后来居上之势。
其次，因五代时间短暂，相关史料散佚严重，尤其关于十国的记述并不算多，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其采取忽视甚至鄙夷的态度，使得相关评价并非客观。
关于私家藏书的记载多较为零碎，不成体系，故换个角度，从南方诸国注重文教的政策背景加以考查，亦可对其辖区私家藏书的发展窥知一二。
李昪在辅政期间，曾推行文治政策，求贤若渴，专设“延宾亭”，在他取吴而代之以南唐之后，依旧采取重文崇儒的治国之策。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南唐涌现出了不少藏书家，如查文徽、鲁崇范、陈贶、吴文正等，实际人数恐怕要比史书记载更多，南唐名士辈出是不争的事实。
而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士人若想拥有出众的学识修养，没有藏书的累积是难以实现的。
西蜀统治者，与南唐君主类似，亦多好学尚文，广纳贤士，兴办学校，积极举办科举以选拔人才，当时很多衣冠学者在西蜀避难。
另外，杜光庭、韦庄、贯休、卢延让等名士都曾得王建的礼遇。吴越、荆南、楚、闽及其余诸国，虽文化发展远不如南唐与西蜀那般繁荣，但都在原本基础上有所进益。
南方诸国虽彼此分裂，但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加之重文政策的引导，士人多可安心求学，学术文化得以持续发展，为藏书业整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书院及寺观藏书层面，南方较之北方也顺利得多。一方面，南方书院的发展远远超过北方，目前有记载的此期十四个私家书院中，北方仅占四席，而南方尤其是江西地区书院则呈蓬勃发展之态势，为此后诸朝长江流域书院兴盛发展奠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北方的寺观藏书因后周时期废佛运动的开展而遭遇挫折，南方寺庙或道观则处于较为安稳的社会环境之中，加之多数统治者崇奉佛道的政策引导，寺观数量相较唐末明显增多，藏书随之也有增益。
（二）注重藏书淑世利群的功能
官方雕版印刷的引入，或出于统治阶层巩固政权的初衷，本意在于加大统治阶层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话语权，然而客观上也使得儒家经典较之前代更易于购买与阅读，其利群功能可谓显著。
监本本身具有校规讲究、书写规范等优点，使得庶族子弟在阅读过程中，无需再为因手写传抄而造成的讹误所困扰，可将精力专注于文本内容的思想层面，与古之哲人进行交流或对话。尤其毋昭裔刻书一事，利群的意味则更为明显。
藏书家或私家书院藏书的开放在乱世中显得尤为可贵。有的藏书家虽身为武将，却也雅慕儒学，重视文章之事，如罗绍威作为武将精悍英勇，英勇善战，而为文写作也颇有情致，曾与诗人罗隐有唱和。
出于嘉惠士林的考量，他将自己的万卷藏书慷慨与四方学者共享，士人从其所藏书籍中汲取精神养分的同时，罗绍威自己也充分利用其所藏以提高自身学养，藩镇之中文章之誉的美名由此远播，有更多的士人慕名而来，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有的藏书家则身处重儒兴教的文化氛围之中，耳濡目染，选择了以藏书共享作为兴家或济世之道。
如南唐陈氏在家族没落为庶族之际，出于振兴家族文风的初衷，在住宅附近选取东佳之地聚书建楼，为家族子弟提供学习处所，而后将家塾开放，免费为来访学子提供食宿，使得原本的私塾具备了书院的雏形。
在宽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不仅外来子弟学有所成、受惠颇多，其家族子弟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举进士者数人，门楣得以重新光耀。
此外，胡仲尧也曾将万卷藏书共享于学舍，将自己的藏书无私分享以惠及众人，藏书的利用率得以大幅提高。
中原王朝以正朔自居，位于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原之地，历届王朝多于此定都，但也正因如此，针对该地区的争夺较之南方也更为激烈，而该辖区的藏书家面对如此险恶的现实环境，却仍心系百姓与社稷。
他们将自己精心收藏的书籍慷慨奉献，主动提供给有需要的士人，甚至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作为一种对乱世的反抗，虽悄无声息却润物无声。
彼时的南方诸国，远不及北方战火缭绕，虽偶有争战但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加之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官方轻徭薄赋政策的引导，使得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南方统治者多重儒聚图，官方大力收聚图籍的同时，也在向士人展示其对儒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
在这样的氛围中，士人多愿意为文化传承而自觉付出。
而藏书作为文化的载体，何以让书籍更为普及，以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将藏书开放便成为可行之途，他们或造书楼，或开学舍，或建书院，甚至就地取材，将私宅中的藏书向众人开放，以传递书籍的温度与热量。
他们传承文化之功、传播文明之力、利群淑世之德，贡献可谓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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