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抹黑了太原起兵时期的李渊和李世民？
《旧唐书》：（大业）十三年，（李渊）为太原留守。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旧唐书》是五代后晋刘昫写的，很简略，隋炀帝跑江都去了，天下大乱，各路军阀纷纷起事，李世民跟刘文静就劝李渊赶紧也起兵，凡事要趁早，吃屎也逮口热乎的，再晚就赶不上二路汽车了。李渊听了，决定起兵。本来说的简单明了，也符合常理，可是到了宋人记载中却变味了。
《新唐书》：（大业）十三年，（李渊）拜太原留守。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
《新唐书》是欧阳修写的。也不知道欧阳修从哪儿找的资料，把李世民跟李渊都写成猥琐之徒。李世民年纪轻轻，只有十九岁，却心机深沉，瞻前顾后，不敢主动劝李渊起兵，而是找到李渊好友裴寂给李渊下套，把隋炀帝女人给李渊睡了，并以此为投名状，胁迫李渊同意起兵。李渊开始还装，后来答应了，理由是舍不得李世民去死。
《资治通鉴》写的跟《新唐书》大体雷同。《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写的，跟欧阳修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两人采用了同一个史料。
这就有个问题，为啥距离唐朝稍近一点的五代人不知道李渊泡老大妞这个绯闻，但是距离唐朝稍远一点的宋人却说得如同亲眼所见一般。如果不是他们另外找到资料，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编的。
想要知道编的还是真的，首先得看李渊和李世民都是什么人。
《旧唐书》：高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
《新唐书》：高祖，性宽仁。
《旧唐书》说，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但是《新唐书》只说李渊“性宽仁”，少了十个字，就把李渊说的一无是处。“性宽仁”，是说李渊是个老好人，好人是无用的代名词。一个懦弱无用的老男人，在隋末反杨浪潮中缩手缩脚，胸无大志，需要英明勇武的儿子背后推一把，这么一来就说得通了。可是这么一来，却解释不了为啥李渊会因为军功和能力得到隋炀帝重用，并把防备突厥这么重要的活儿交给李渊去干，也解释不了为啥李渊会把突厥打的哭爹喊娘。李渊诧叱风云的时候，李世民还玩尿泥呢，毫无疑问帮不上忙。
其实《新唐书》这么写，就是为下文张扬李世民铺路。下文说，李世民不敢跟李渊提起兵的事，伙同刘文静和裴寂坑了爹一把。但李世民是这种瞻前顾后的人吗？
《旧唐书》：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新唐书》：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
《资治通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旧唐书》说，李世民“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干啥事绝不拖泥带水，当断则断，想干就干。但是《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却把这几个字去了，而说李世民能够“屈节下士，阴有安天下之志。”一个阴字，就把李世民写成城府很深惯用心机的阴谋家。
因此，《旧唐书》的写作思路是：李渊是个豁达率真的人，李世民是个临机果断的人，父子俩性格非常合。所以李渊经常把李世民带在身边，培养他的军事才能，一起探讨国家大事。隋炀帝被李密拦在江都回不来，天下大乱，反隋豪杰烟尘四起，李世民就跟李渊说，时不我待，咱们也得赶紧动手，晚了就没咱们凿的杏核了。李渊一听，老二说的对，就跟刘文静裴寂等人商量，一面去突厥借兵，一方纠集死士，还派人把建成元吉叫回来，共襄大举。很明白一件事。
但是《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却说，李渊是个懦弱无用的人，李世民是个奸诈阴险的人，父子俩都不是啥好鸟。天下大乱，李世民弄了一帮人想造反，可是不敢跟李渊说，就给李渊下套，李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描述显而易见跟李渊和李世民做事风格不符。李渊不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何况给他提意见的还是他最信任的儿子。李世民也不是有话不敢说藏着掖着的人。
举个例子，李世民收尉迟恭。尉迟恭刚投入唐营时，不服管教，李世民旧部都说，杀了算了，留着也是祸害。但是李世民力排众议，亲自接见了披甲带刀的尉迟恭，大丈夫做事，就要光明磊落，坦诚相见。你想留，我很高兴，你想走，我不强留。尉迟恭被李世民的赤诚打动，跪倒在地，我愿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之恩。
再则，如果说隋炀帝就在长安，李渊身边耳目众多，李世民跟李渊说造反，李渊害怕隔墙有耳，这也情有可原。特么隋炀帝远在千里之外的江都自身难保，天下群雄都反了，李渊怕个屁啊，还不敢让李世民提一句。而且年轻气盛的李世民还不敢提，有这个道理么？
因此，《旧唐书》记载靠谱，《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明显不合常理。
真实的李渊太原起兵之来龙去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写得很明白。温大雅时为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随军撰成该书。原文很长，我大体说个意思。
李渊早在大业九年，就是隋炀帝远征高句丽，杨玄感趁机起兵反隋，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就有了反隋的异志，还跟宇文士及说起过这事。宇文士及和宇文化及兄弟时为隋炀帝心腹，炙手可热，李渊就敢跟宇文士及谈论造反的事，可见的确是“豁达率直”之人。此时李渊大舅哥窦抗就劝李渊，趁着杨玄感反了，隋炀帝远在辽东，你也赶紧反吧。但是李渊不听，认为时机未到。果然杨玄感很快被隋炀帝镇压。
到了大业十一年，山西、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地区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兼河东抚慰大使，到山西镇压农民起义军，李渊镇压了最大的起义势力母端儿，群贼望风归降，抚慰副使夏侯端就劝李渊赶紧造反，李渊仍然认为时机未到，没听。大业十二年，李渊又镇压了敬盘陀、柴保昌等势力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军，突厥趁机侵边，李渊带了两千骑兵，学习突厥的作战作息方法，突厥歇着他也歇着，突厥吃饭他也吃饭，突厥侵犯他就迎战，打得突厥心惊胆丧，不敢南入。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跑到江都，李渊回到太原，留下部属高君雅和王仁恭抵抗突厥，但是这两人不是突厥对手，被突厥打败，远在江都的隋炀帝派人来，要抓李渊和王仁恭到江都治罪，还没走呢，又来使者，把两人放了。李渊虚惊一场。
恰在此时，李密起兵，封堵了洛阳，截断了隋炀帝回长安的退路。只要隋炀帝回不了长安，李渊就有办法。李渊最怕的并不是李密王世充刘武周薛举窦建德宋金刚之类草莽英雄，而是隋炀帝杨广。杨广出手，天下无贼。李渊于是跟部属说，真是天助我也。此时部署们纷纷劝他起兵，如许世绪，唐俭，武则天老爸武士彟之流，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只是许多劝谏者之一而已。因此，当时李渊造反已经是众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这里说一件被史家忽略的小事。李渊被隋炀帝派来的使者解押（软禁）期间，跟李世民说，我早就想造反了，可是考虑到你们兄弟都不在我身边（建成元吉都在河东），就没动手。没想到现在却要被押送江都治罪，家破身亡，为天下英雄所笑。李世民说，我手下聚了一票兄弟，信得过，要不咱们学习汉刘邦，跑到深山里避避风头吧。李渊说，不能跑。跑了咱们就会被抓回来，再没机会翻身了。如果真的天亡我，这也是命。幸好很快又来使者，把李渊放了。李渊高兴地抓住温彦弘的手说，从今以后，我的命就是上天给的。从此李渊下了造反的决心。
然后就是把三兄弟聚在一起训练人马，向突厥称臣借兵，一路攻破长安，皆为后话。
《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官方资料，李世民并没有派人删改甚至销毁，足以说明李世民是认可其中说法的。
那么欧阳修和司马光为啥要贬低唐高祖李渊，抬高唐太宗李世民呢?原来大唐和大宋在开国时相似度极高。
唐高祖李渊打下了江山，被唐太宗李世民篡了。宋太祖赵匡胤打下了江山，被宋太宗赵光义篡了。李世民靠兵变起家，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逼着李渊退位，当了皇帝。赵光义也有“斧声烛影”的传言，人们都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一斧头砍死，假传圣旨，当了皇帝。但是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平了猖獗嚣张的突厥，创下不世伟业，彪炳史册，用实力证明了上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继任者李治更是牛逼，把不可一世连杨广和李世民都搞不定的高句丽都灭了。可是赵光义却实力不匹配野心，征契丹被打的满地找牙，只能闭门自守，继任者宋真宗更惨，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两相对比，宋朝伤害不是一般大。
宋仁宗继位后，觉得宋朝不能太渣，认为五代刘昫写的《唐书》“粗陋不堪”，就弄了欧阳修一帮人新编了《唐书》，新编《唐书》比旧编《唐书》最大的不同，就是极力贬低了李渊，大力抬高了李世民，坐实了“太宗”这一身份的英武和明断，其实是借李世民这个唐朝的钟馗打宋朝的赵匡胤这个鬼，确证了宋太宗赵光义上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其实对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严谨性和演绎性，历代史家都颇有微词，只是因为两部书都是大文豪编的，文采飞扬，遣词明丽，才成为诸史杰出之作。一句话，文学性有余，史学性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