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是匈奴的自称,从汉高帝开始到汉武帝前期,西汉对于匈奴一直采取退让的国策以图平稳发展,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西汉国力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大汉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汉武帝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确立“灭胡”、“图制匈奴”的战略大方针。经过武力征服、寻求谈判、继续武力征服三个阶段,西汉和匈奴的国力双双大幅度衰落,再也无法掀起大规模的战争。
“诸吕叛乱”之后西汉国力陷入了低谷,汉文帝即位之后苦心经营,解决了宫内权贵问题,加强了皇权对于大臣的统治力,汉景帝即位后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这一战后各诸侯国再也无力对西汉中央发动大规模战争,诸侯国对中央集权的割裂问题基本被解决。等到汉武帝即位,西汉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北方的匈奴,据《汉书佞幸传》记载“上即位,欲事伐胡”,同时《汉书西域传》也有“孝武之世,图制匈奴”的记载。
由此可见,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已经有了改“和亲”为“战争”的想法,在大臣韩安国和王恢就“是否继续和亲”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后,汉武帝以一个“善”字肯定了王恢“主战”的想法。从对匈奴的“马邑之谋”开始,西汉正式主动挑起了与匈奴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汉武帝在位54年,其中对匈奴出兵的年份多达44年,可见汉武帝“灭胡”的决心。
第一阶段:猛烈的战争
从“马邑之谋”开始,西汉对匈奴发动了猛烈的战争攻势,公元前129年,卫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公孙贺出云中,四位猛将各带一万骑兵出击匈奴,试图直捣匈奴政治经济中心——龙城,所以又被称之为“龙城之战”。这一战中李广军全军覆没,其本人也被俘虏,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大败而归,公孙贺无功而还,卫青斩首700,西汉和匈奴的损失比例达到了恐怖的1.7万:7000.可以说是损失巨大,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讲,卫青击破龙城,摧毁匈奴政治中心,也对匈奴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公元前128年,匈奴为了报复西汉挑起的“龙城之战”,出兵两万,从东向西对西汉发起进攻,入侵辽西、渔阳、雁门等郡,汉武帝派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郡,歼灭匈奴数千人,此战被称之为“边塞之战”。这可以说是西汉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击溃匈奴,鼓舞了西汉大军的士气,也让汉匈之间的战争白热化起来。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李息出代郡,卫青出云中,其中卫青一路横扫匈奴,无人可敌,击败匈奴白羊、楼烦二部,击杀匈奴七千余人,收获牲畜100万头,更是从匈奴手中夺得了河套地区。西汉王朝在这片土地上设置朔方、五原两个郡,加强了对此地的统治,让此地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卫青因此而被封为长平侯,此战被称之为“漠南之战”。在此战之后,西汉正式扭转了面对匈奴的不利局势,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面对匈奴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干脆。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命卫青统领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张次公、李息六位将军,分别出朔方和右北平,这一战俘虏匈奴1.5万人,收获牲畜上千万头,堪称大胜,此战名为“高阙之战”,卫青在此战之后被汉武帝拜为大将军。
公元前123年,在“高阙之战”几乎将匈奴右贤王剿灭的情况下,武帝希望可以直接消灭匈奴大单于,大将军卫青统领全军共10万骑兵,从定襄出发,直击匈奴大单于,此战剿灭匈奴1.9万人,但未能消灭匈奴大单于,同时将军赵信投降匈奴,将军苏建兵败逃跑,西汉损失三千余骑兵,此战名为“阴北之战”。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拜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两出河西,在春天击杀匈奴八千余人,在夏天击杀匈奴三万余人,在秋天击杀匈奴八千多人。这一战之后,匈奴的右部势力被彻底击溃,西汉成功夺取河西走廊,匈奴不仅失去了大量的人口,更是失去了大块优质牧场,导致畜牧产业大幅下滑,整体实力遭到极大的削弱,后来此战被称之为“河西之战”。
公元前119年,匈奴右部势力被全部剿灭,中部和左部势力远遁漠北,汉武帝认为已经到了消灭匈奴的最后一战,于是倾尽全国之力远征漠北。这一战大将军卫青率五万骑兵,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后方跟随几十万步兵,卫青与匈奴大单于会战斩首1.9万,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会战,斩首七万。这一战西汉约投入24万匹战马,14万匹运输粮草的私马,士兵50余万人,其中匈奴损失10万人和数不胜数的战马,西汉损失10多万匹战马,七八万将士。此战被称之为“漠北之战”,漠北之战后霍去病封狼居胥,意味着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另一方面西汉的国力也遭到了极大的损耗再无实力组织大战。
第二阶段:和谈
漠北之战后,西汉国力大幅下降,通过“盐铁专卖”等政策大幅剥削百姓以维持军队所需导致“文景之治”数十年的积累几乎被消耗殆尽,同时匈奴右部势力被消灭,左部势力溃不成军,中部势力元气大伤,也再无力对西汉发动战争。迫于经济生活压力,西汉和匈奴不得不再一次进入“和谈”阶段。
在《汉书匈奴传》中记载,匈奴单于采用西汉降将赵信的策略“遣使好辞请和亲”,此时的和亲与高帝到武帝前期的“和亲”并不相同。由于西汉前期国力衰微,迫于形势不得不通过“和亲”的方式来博取发展的几乎,所以这种“和亲”实际上是带有一种屈辱性质的。但此时的和亲则完全不同,西汉军队在卫青、霍去病两员大将的统率下几乎是将匈奴彻底摧毁,匈奴此时“和亲”实际上是透露出一种“求和”的意愿,带着一种卑躬屈膝的请求态度。
但匈奴习惯了以前的和亲,在自身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和亲的要求“照旧”,汉武帝于是不许,至此,西汉和匈奴两方则进入了以“谈判”为主的相对和平时期。
第三阶段:战争再起
在汉武帝征服匈奴的第三阶段,卫青、霍去病已经不在了,此时被他重用的武将是李广利,相对卫、霍二人来说,李广利确实逊色不少,在武帝对匈作战的第三阶段,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一阶段那样辉煌的战役。
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领兵三万出酒泉,斩杀匈奴一万余人,同时“汉兵物故什六七”,公孙敖、路博德出河西,无功而返,李陵领兵五千出居延北,兵败被俘。
公元前97年,李广利出朔方,公孙敖出雁门,韩说出五原,对匈奴进行北伐,但都是“不利,引归”。
公元前90年,李广利领兵7万出五原,商丘领兵3万出西河,马通领兵4万出酒泉,最终李广利被击败投降匈奴。
随着大将李广利的投降,再加之西汉国力日益衰微,汉武帝再也无力出兵匈奴,他“灭胡”“图制匈奴”的目标也始终没有达成。
灭胡的得与失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说,汉武帝大举进攻匈奴激发了汉人的民族自信心,加速了汉民族的形成,在一致对外的情况下,西汉人民史无前例的团结一心。秦始皇虽然也抵御匈奴,但六国人民难免对秦始皇感到不服气,也不能够意识到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更是看不出游牧民族可能会带给农耕民族怎样的灾难。
但西汉不同,从高帝刘邦时就采取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给匈奴送汉室公主,送农产品,送各式各样的物资以求平安。中原人民由此也对匈奴产生了一股怒火,这股怒火积压于胸,经过高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个阶段,终于在武帝时期吐了出来。对于匈奴的恨让西汉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大大加强,加之匈奴“汉人”“汉兵”“汉使”的称呼,加速了汉族的成形。
从消极的一方面来说,西汉和匈奴的战争旷日持久,对国力的消耗非常巨大,军队远征需要战马,需要粮草,军队获得了胜利,论功行赏也需要大量的物资,这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负担。“文景之治”几十年积累,国泰民安,在经历了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之后几乎被完全摧毁。偌大的一个盛世差一点就被变成乱世,这就是武帝“图制匈奴”的消极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