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求职信——干谒诗，写得好，分分秒秒走上人生巅峰
历史点之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不知各位是否记得，曾有一集提到过一个名词——干谒诗。干谒诗在唐朝算是一个普遍诗歌类型，多为千里马希望寻求伯乐，进而实现自己人生抱负所作。
干谒诗从作用上来讲，类似于我们今日比较普遍的自荐信。不同的是，古人的自我举荐相对含蓄，偶然几笔浅诉心意，不似今日自荐信一般直白罗列。从文词上讲，干谒诗多是咏物抒情，因为关系到自己仕途，在选词方面，古人仔细推敲，使得诗作达到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干谒诗发展的渊源
国家机器形成以后，与之相伴的人员选用、更新方面的制度也逐步发展。三代时期，选拔官员多采用世卿世禄原则，按照出身门第，血缘关系授任官职，官宦阶层较为固定，但尧舜禹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一些原则，也被保留下来，虽仅作为世官制的补充，但在促进阶层流动，保持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既要选拔贤才，扩大搜寻人才的宽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把握人员进出仕途的官员在数量与精力上都很难满足广泛挖掘人才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以"举"选官便得到了发展完善。
春秋战国，社会经过大分裂大变革之后，世官制逐渐走向衰落，流官制兴起逐渐为各国采用，秦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更是将“郡县制”在制度层面上确定下来。如何确定官制人选，战国动乱时代早已给出了答案，基本原则，仍是“选贤任能”，但形式上，通过周游各国，直接向国君举荐自己的方式已经出现并缓慢发展。这一基本形式为干谒诗的出现起到了奠基作用。
由于自我举荐的多为地位较低的寒门儒士，享有选择人才推举其就任的多为显贵人士或为社会知名人士，两者之间存在着身份的不对等，因此，被举荐者就需要开创一条与选举者沟通，进一步影响举荐者从而使得自己被举荐几率增大的途径，这便是干谒。
“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便是广大士子进出私门的形象写照。凭借干谒，朝廷大臣，门庭若市，而在干谒中，人员交往频繁，朋党营结，极易形成。对于朝廷而言，利弊均有，因而对于干谒这一形式，朝廷政策并不具有统一性，总是与朝廷官员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唐代是科举制度正式确定并完善的时代，通过进士、明经等项目选拔人才，扩大国家统治基础。但仅依靠考试，对于人才选拔又过于单一，因此科举考试之外的干谒行为也是受到社会认可的。干谒所凭借的制度保障为荐举，其中官员个人推荐举子的“公荐”更是干谒行为广泛存在的领域。由于进士科考察诗赋的确立，在广大社会下层文人中形成了与“公荐”相契合的以诗文的形式干谒，诗文地投送对象有礼部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坛上的大亨。由于向礼部投递诗文过多，难以引起礼部相关官员的重视，对于举子来说，这一途径对于增加自己被举荐的几率作用不大，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向后者，也就是当时社会各领域知名人士。
唐代知名诗人白居易也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份子，《悠闲鼓吹》中就记载了“白尚书应举”的长安居大不易。
谋求授官与选调的干谒诗
这一类干谒诗，对于官位的要求则更为明确，投递对象也范围也相对缩小，主要为吏部官员，及与其相关联的权贵，与朝廷外派巡察人员等。
杜甫作为忧国忧民的诗人，拥有满腔报国热情却仕途坎坷，这期间，他就写过大量求取官位、与调迁的诗作。
天宝十一年，杜甫为早日授官就曾写了《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此时已是大唐出现衰落趋势的时代，诗人所写的干谒诗与初唐时期的风格已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杜甫投递干谒诗之时，朝廷局势已出现变化，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相，杨国忠一党人才早已弹冠相庆，朝廷的人事安排也随宰相的更改而重新洗牌。杜甫所投奉赠的鲜于正是依靠杨国忠而掌握权力的。
《上韦左相二十韵》为杜甫于天宝十四载所写，《奉送王信州崟北归》是诗人载夔州时，诗人送别郎官王崟赠予的借以表明希望王崟归朝后举荐自己的愿望。岑参的《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中的“年经蹉跎四十强，自怜白头始为郎。”自怜自叹之余，希望提拔，调迁官制的意味也跃然纸上。
高适的《奉酬睢阳路太守见赠之作》，此时诗人高适担任丘尉，而题目中的睢阳太守便是路齐晖，奉迎之意也很明显。这类干谒诗的人员构成要比科举求进士的人员构成更为一致，多为已有一定的官位人员，相比尚未及第的举子而言，身份更高，因此所写的诗作在表达愿望上也更为得体。
请求入幕与出幕的干谒诗
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考试所达到的阶层转化效果吸引着万千读书人以读书中第当做人生理想，但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极为有限，这可类比“供大于求”。这一情况使得落榜考生将目光投向塞外，进幕府也就成了士子实现抱负的平台，但常年受的读书传递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人入幕是为了出幕。
唐代文人进入幕府情况在中唐期以后较为多见，唐朝初期形式大好，文化发展繁荣，百姓安享太平，统治者对于幕府的重视度也不够，幕府人才选拔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朝廷官员选拔机制，文人在选择进入幕府也多采用诗作的形式，这从实际选拔效果而言作用很有限，军事所需的各项技能，从干谒诗上很难表现。
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背景为诗人仕途遭受挫折，东台详正学士的头衔被罢去，适逢吐蕃大举入侵龟兹，安西四镇告急，诗人向裴行俭干谒，请求从军效忠。
杜甫的《赠田九判官梁丘》也是由于向皇帝投赋无果，安史之乱起，军事告急，哥舒翰等人被任命讨伐乱党，哥舒翰又通过《田司马梁丘传》喜获人才，杜甫方转换思路，希望通过干谒田良丘进入哥舒翰幕府。
岑参作为边塞诗人为人熟知，但罕有人知，岑参并非一直安于边塞生活，毕竟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发展上来看边疆都难以与中原地区相论。“戎幕宁久驻，台阶不应迟。别有弹冠士，希君无见遗。”想要被援引出幕府的愿望十分强烈。
干谒诗背后的文人心理
干谒诗已经成为唐朝一种文化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文人心理也是颇值得注意的，干谒诗作不同，诗人各异，表现出来的思想也千差万别。盛唐气象不只是一种文化氛围，在发展中也逐渐内化成文人自信，对于功名的追求是这一时期文人的普遍心态特征。
初盛唐时期，我们很难从诗作中品出真正的淡泊名利，魏晋时期那种文士自隐于南山的现象也变的少有。初唐诗人对功名直接追求的结果便表现在依赖权贵，随着干谒风气的盛行，文士的独立性逐渐遭受冲击，诗作也会根据投递对象做适度的修改。但那个时代，对文士而言，仍是最好的时代，兼容并包的宽容文化政策激发了诗人创作的才思，即是对权贵有所依附，文人仍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干谒诗中流露出对自身才能的自信并保持自身人格。
如杜甫的“致君尧舜禹，再使风俗淳”表现出的文化张力令人赞叹。有诗仙之称的李白，在干谒路上也是行走了多年。十五岁余便开始习作干谒诗，直到上元二年干谒王忠臣及刘都使，漫漫五十载，从年少轻狂到谦虚得当，“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干谒的急切心情毕露无疑。
急切的干谒心态也会影响干谒对象的选择，长久的待业状态令诗人的耐性逐渐消失，这一点在杜甫、高适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过分自信产生的对社会的过高估计，使得诗人在融入社会时困难重重，自视甚高的干谒心理与有求于人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往往使干谒诗难以契合被干谒对象，导致干谒失败。
晚唐时期，宦官把持朝政，各大臣之间也是党派林立。通过诗赋取士的标准也流于形式，科场更为混乱。此时的干谒诗中的文人独立性进一步瓦解，诗作内容也多为哀叹时光易逝，乞求干谒对象能哀其不幸，进而提拔帮助。
干谒诗后期发展
唐后期由于干谒文人独立人格逐渐丧失，诗作形式与内容也趋于僵化，在权力集中、阶层日趋固化的态势下，社会流动速度减慢，官员多为内定，干谒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也渐少，这一题材的诗作趋于衰落。
干谒诗对今人求职有无启迪？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严峻，庞大的学生群体，有限的工作岗位，求职人员懂得创新已成为必要素质，即使是最简单的求职信，也应仔细斟酌。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介绍自身优势时也要注意方式，做到即突出特长又让人感到舒适。这一点，古人的干谒诗或许可以参考一二。
首先找准自己的定位，对于自身能力素养方面应有充分认知。再者明晰自己的目标，古人的干谒诗往往意图抒发的比较含蓄，为被干谒者留下一定的空间。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既抒发自己希望得到贵人帮助又含混其意，如今快节奏的环境下，这一做法似乎有些不妥，诗作中表达自己目的的智慧却值得后人学习。
参考文献：《初盛唐干谒诗论》，赵继红《中晚唐干谒诗研究》，陈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