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有“项羽之势”，为何却败于朱元璋？一样揽才、两样结局！
在三大枭雄角力的初期，“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若士诚。”陈友谅号称最强，而张士诚号称最富。
张士诚，小字九四，淮南泰州人，贩盐出身。后来，他因被当地富豪侵凌，恼羞成怒，率亲族及手下十余人，将这些富豪尽数屠灭，从此走上揭竿而起之路。
公元1354年，羽翼丰满的张士诚称王。而元顺帝此时正疲于对付刘福通的红巾军，根本无暇顾及张士诚，这给了他绝佳的发展机会。
在元末群雄之中，之所以说张士诚最富，是因为他占据了当时元朝的经济中心——江浙地区。
江浙民殷国富，兵精粮足，为张士诚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
最强盛时，张士诚的地盘南北两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南面称孤”，《明太祖实录》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张士诚——“项羽之势”。
而此时的朱元璋，仅仅占据了现在安徽的东南角到江苏西南角，以及江西东北角、浙江西北角这一小块地方，与张士诚相比，他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处于劣势地位。
然而，张士诚在与朱元璋的战争中，却几乎没有占到过太大便宜，最后还落得了一个“兵败、身死、国灭”的悲惨结局。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也值得去长篇大论，但今天我们只说一点，那就是张士诚在用人，尤其是在任用江南读书人的问题上，与朱元璋差了不是一个档次。
夺取江山以后的朱元璋，以狠辣著称，明初几个大案，他杀伐果断，毫不留情。
然而，在打天下阶段，奉行“实用主义”的朱元璋，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唯贤是用、唯才是举是他的用人原则，“三顾茅庐”、不耻下问是他的行事作风。
1354年，朱元璋离开郭子兴，独自到定远闯荡，途中，他遇到了李善长，虚心向其请教夺取天下之道。李善长让朱元璋向汉高祖刘邦学习：“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听后大为赞赏，于是就让李善长参谋军机，委以重任，极为信任。
而李善长也发挥了萧何一般的作用，朱元璋出征时，往往让他在营中留守，为前线调拨士兵、配给粮草。
朱元璋另一位得力谋士秦从龙，原来在元朝任江南行 台侍御史，后来因躲避战乱闲居镇江。
朱元璋听说后，在命徐达攻取镇江以后，专门安排他去拜访秦从龙。
当得知秦从龙答应归附后，朱元璋大喜，亲自出城迎接，事无大小，皆与其商量，对他倍加尊重，“呼为先生而不名”。
由此可见，朱元璋招贤纳士，不仅是重其名望，还要由他自己或者得力助手亲自考察，经过问策以后证实确有真才实学，才委以重任。并且一旦任用，既让人才获得心理和物质上的温暖，也让他们建功立业，获得成就感！
在选人用人过程中，朱元璋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的“人设”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这些读书人如沐春风，死心塌地追随。
反观张士诚，他在表面上也一样是个爱招贤纳士的英明之主。
张士诚开办的“弘文馆”、“集贤楼”，丝毫不比朱元璋的差，而且，凭借着他雄厚的家底，给出的待遇更是有过之而不无及。
然而，张士诚却在十分关键的一点上犯了糊涂，最后导致他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他的招贤纳士，更像是一场“秀”。
原来，张士诚对于前来投奔的文士，不管其人是否确有才学，都一概不论，照单全收，几乎不会亲自加以询问考察。
一时间，许多贪恋富贵且只会夸夸其谈的文人腐儒蜂拥而至。
他们整天围在张士诚身边，只知道写一些吟风弄月的酸文馊词，或编造几篇对张士诚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搞得张士诚天天飘飘然，大有天下尽在其掌握之中的架势。
尽管人才济济、门庭若市的效果制造出来了，但张士诚的智囊团，实际上却是没有什么卵用的摆设。
而有一种经济现象叫“劣币驱逐良币”，当张士诚的部下多是这种酒囊饭袋的时候，真正的人才更是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了。
后来，当张士诚亲自招揽一位名叫杨维桢的元末进士时。这位杨进士对此十分抵触，不但坚决拒绝，而且还写了一封信给张士诚，批评他把奸佞当作忠臣、把狡猾当作耿直，完全是在颠倒是非黑白，这样怎么能取天下？
后来，张士诚为了方便享乐，干脆将所有的军国大事全权委托给自己的弟弟丞相张士信。
而“一窝不如一窝”，张士信自己无才无德，偏偏又嫉贤妒能。
在赶走了几个真正的有识之士后，张士诚军中就剩下了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这几个只会纸上谈兵的酸腐文人，他们只知道媚上欺下，治国无方，扰民有术，最终导致张士诚国力日衰。
当然有一句民谣：“丞相做事业, 专靠黄、菜、叶, 一夜西风起, 乾瘪!”
朱元璋闻知后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 瞒我。张九四（张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由此可见，张士诚用人不淑，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而他也最终得含泪吃下空有形式、不求实际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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