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张王刘李赵”是大姓？元朝末年这些汉族姓氏人差点被杀绝
而在汉族千百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占据人口绝对优势的张、王、刘、李、赵，为汉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根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中国户籍人口的统计分析显示，2007年张姓人口在中国姓氏中排在第3位，共有8750.2万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83%；2014年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王姓人口达到946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1%；2013年的数据显示刘姓有人口近7000万，占全国人口的5.34%；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李姓人口多达9500余万，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而赵姓在2014年总人口大约则有2670万。
从以上张、王、刘、李、赵五大姓所占汉族人口比重的情况来看，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横跨大江南北的半边天，从朝代更迭来审视，这汉族五大姓的刘、李、赵几乎囊括了汉、唐、宋三大影响深远的封建正统王朝。
然而，就是这种人口数量庞大、历史影响力触及中华灵魂的汉族五大姓在元朝末年差点惨遭被杀绝的命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汉族五大姓几乎险遭灭族之祸，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位名叫伯颜的元末权臣。伯颜在元朝历史上有两位，一位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功臣，此人出生于伊利汗国，忽必烈朝官拜中书左丞相，先后参与了南灭大宋和北征漠北诸王等重大战役，而另一位叫伯颜的，则是元朝末年十朝九帝的老臣。
由于伯颜十五岁时就“侍武宗于藩邸”，因此，他与元武宗海山的私交相当不错，且根据元史记载伯颜：“弘毅深沉，明达果断”，加之后来伯颜跟随海山南征北战，为海山继承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元武宗海山于是赐号伯颜“拔都儿”，“拔都儿”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勇士”，因此，这位伯颜我们可以称为拔都儿伯颜。
而提出灭绝“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的就是这位拔都儿伯颜，根据《元史·顺帝纪》记载：“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拔都儿伯颜为什么会提出灭绝汉族五大姓的荒谬设想？
从民族感情、文化特性等方面来讲，元朝上层统治者对中原汉地的治理自开国初期始终就处于比较纠结的状态。
蒙古人作为少数民族自13世纪崛起于斡难河畔，成吉思汗的苏鲁锭长枪锋刃所指无不势如破竹，蒙古大军在征服南宋前势力席卷了东起华北，西至里海、北达西伯利亚、南抵澜沧江流域的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对于中原庞大的汉族人口基数，如何成功有效的统治好这片土地，蒙古上层统治者显然从未有过深思熟虑的想法，毕竟以杯水车薪的蒙古人来管辖规模庞大的汉人故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人数稀少的蒙古统治者自然也看不起娇柔文弱的汉地南人。
因此，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对汉地的治理基本沿袭了游牧民族抢完就走的风格，史载：“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钜万，而官无储偫”，但光靠抢劫来治理一个新兴的蒙古帝国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窝阔台的近臣别迭等人就向成吉思汗提出了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就是杀光汉人，将他们的土地抢来放牧，《元史·耶律楚材传》曰：“汉人无补於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蒙古大臣的脑子坏掉了，但契丹人耶律楚材的脑子还是清醒的，他知道倘若蒙古人仅仅采取粗暴野蛮的方式来治理汉地势必于引发汉族鱼死网破的奋死抵抗，耶律楚材于是就连忙跑到大帐前给窝阔台算了笔经济账，他说道：
“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窝阔台以“卿试为朕行之”才否决了近臣别迭等人的意见，此后由于耶律楚材的税收政策取得了实效，史载“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窝阔台最终彻底放弃了杀人放牧的企图。
从元朝开国前，蒙古人对待汉人的态度可见两个民族有着壁垒极深的民族隔阂，蒙古人设立“四类人政策”把南人列为最低等的腌臜货色，足见蒙汉民族已非常突出，而鄙视汉人成为了当时蒙古贵族上层的社会风气。
而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拔都儿伯颜在当政期间大量启用蒙古人、色目人借此来打压汉人在元朝的仕途，甚至为了实施对汉人的强力管控，防止他们造反，拔都儿伯颜禁止江南农家用铁钗，对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剧等都横加禁止，以防他们聚众闹事。拔都儿伯颜个人极度憎恶汉民族的心态，成为了他日后提出灭绝汉族五大姓的温床。
蒙古人由于是马背民族，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性就决定了他们必须驱赶着羊群和马匹不断赶场迁徙，以此寻找水草丰美的地方保证牲畜的繁衍，而由这种不稳定的频繁迁徙的生活方式酝酿的草原文化铸造了蒙古人粗犷豪迈的民族秉性，蒙古民族骨子里在时间的打磨下形成了重武轻文的全民尚武风气。
而相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农耕文明来说，地主阶级控制佃户，佃户则依附于固定的土地，土地有了收成便能确保地主阶级的存活和封建国家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反过来，封建统治者为了保障农业的正常收益，在文化上树立了“士农工商”四级等级制度，并且在实效方面以国家行政力量为后盾，通过兴修水利等方式让农业最大程度的摆脱“看天收”的尴尬局面。
也正是由于游牧民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农耕的汉民族却能在遭逢天灾后依然能够顽强渡过难关，游牧民族的蒙古人自然与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民族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更何况，由稳定的农耕文明而衍生出的儒家礼法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封建农业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汉民族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好勇斗狠逐渐趋于转化成了重文轻武的礼仪之邦。
当一群粗犷豪迈的野蛮人扬起马鞭砍瓜切菜般地三下五除二修理了中原汉民族时，汉民族那套文弱书生的气质在蒙古人看来自然百无一用，尤其对于长年马上征战的拔都儿伯颜来说，南人在他脑海中简直就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绵羊，这种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决定了拔都儿伯颜严重轻视汉化和汉民族，而在汉民族中以“张、王、刘、李、赵”为代表，占据汉地人口绝对优势的五大姓顺理成章成了他首当其冲发难的对象。
故此，铲除以“张、王、刘、李、赵”为首的汉族五大姓，成为了拔都儿伯颜的疯狂想法，但幸好元惠帝妥欢帖睦尔本身就是一位汉化较深的元朝特例皇帝，实施肃清五大姓的“人类清洗计划”无异于杀鸡取卵彻底腰斩汉文明，因此，即便面对拔都儿伯颜权势逼人的嚣张气焰，元惠帝最终顶住了压力否决了他的这种狂妄想法，而元朝末年倘若昏聩的元惠帝听从了拔都儿伯颜的谏言，这些姓氏的汉族人或许被几乎杀绝，也许后世也就没有汉族五大姓之说了。
参考资料：《元史》